2012年5月30日星期三

【专业控】干预司法,舆论还“不够格”

【专业控】干预司法,舆论还“不够格”

【专业控】干预司法,舆论还“不够格”
5月24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大二女生小米(化名)在教学楼厕所遭猥亵杀害案一审判处被告人死缓,引发死者家属和网友质疑,不少善良网友大声疾呼“要还被害者一个公平,不立即判处凶手死刑不足以平民愤”。
对此,一些法律人士站在“司法独立”的高度,对网友的质疑提出了批评。法律博客知名博主四剑斋主就专门写了一篇《请把死刑的决断权留给法律》的评论文章。博文中写道:“不可否认,舆论作为一种监督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监督司法公正的效用,并且能够代表一定社会群体对社会事件普遍的看法,能够防止一些官员以权谋私歪曲法理,然而,这却决不能作为舆论干预司法独立的借口。”
我不否定其关于“司法必须独立”的论断,也不排斥其“法律的事情最终还得交由法律处理”的结论,我只想讨论一下其对舆论监督的担忧。如果我的分析没错,根据文理逻辑,作者在此想要表达的意思显然是:舆论的作用不能成为舆论干预司法独立的借口,即无论舆论有着什么样的功能,舆论都不应当干预司法独立。
我从不认为“代表一定社会群体对社会事件普遍的看法”的舆论会“干预司法独立”。在我看来,舆论干预司法独立,在可能性上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前提条件:
其一,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毫无疑问,司法权属于公权力,而言论自由属于私权利。如果言论自由本身得不到保障,其就不可能形成对抗公权力的力量,更不可能对司法独立造成猥亵乃至干预。当下中国,今天一个“彭水诗案”,明天一个“灵宝发帖案”,言论自由状况如何,不用多说,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其二,舆论具有改变司法活动的能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预。当下中国,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干预不是舆论,而是行政化的司法体制现状。如果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舆论根本就不可能对其干预。就像李昌奎案,姑且认为舆论想干预司法,云南省高法最初的态度也表明:这只是一个妄想。
其三,舆论旨在否定社会公平正义。司法独立的目的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对社会公平正义来说,司法独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这一点上,舆论不会与其有根本的分歧。舆论之所以能够影响判决,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舆论代表了公平正义。一个公平正义的判决,不会断然否定更不会贸然拒绝舆论,一个判决只有经得住舆论的质疑才可能是公平正义的。
所以,在当下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干预司法独立的舆论生存环境。退一步来说,即使认为舆论干预了司法独立,也不能将棒子打在舆论的头上。这是因为,司法独立的前提是法官独立,而法官独立则必然要求法官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的职业理性和逻辑说理能力,能够在繁杂的声音中做出独立的判断。一个法官为舆论所干扰,不是因为舆论体现着公平正义,就一定是因为个人能力太一般或独立地位得不到保障。司法受到舆论影响,不去反思法官能力和司法体制,反而埋怨舆论,实在是颠倒因果,错误之极。
而且,从更深的一层意义上来说,舆论和司法独立根本不存在矛和盾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舆论作为公民言论的表征,其自由与司法相对独立一样,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而且也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舆论自由还有利于保障司法独立。当下中国,法治利益化倾向明显,一些人、一些机构动辄将法律玩弄于股掌之间。舆论围观不仅可以减少司法腐败,而且还可以成为良心法官保持独立的“挡箭牌”。作为法律工作者应当正确看待舆论,如果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就极容易给“舆论限制”提供借口,从而损害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也损害司法自身的权威。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对于司法过程中出现的舆论,作为司法机关和司法者,正确的态度当是自觉接受监督、合理给予回应,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公众对司法独立的认可,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司法的权威。具体到东莞虐杀少女案,舆论的质疑本是当事法院公开说理、向公众表明判决公正的一个好机会。无奈,当事法院回应拙劣,反而为民愤火上浇油。如此,岂有不引起舆论质疑之理?

【另一面】:“不转不是中国人”背后转的是什么人?

“不转不是中国人”背后转的是什么人?

【专业控】“不转不是中国人”背后转的是什么人?
网上总有一些话,能让人看后长吁短叹又忍俊不禁,比如最近出镜率极高的“是中国人的就转”,又或者是它的孪生兄弟“不转不是中国人”。
每每看到这句话,我在未点击鼠标左键之后都要掏出身份证来确认一下,看看它背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不会易名改姓。只是每一次它都没有丝毫变化迹象,真心令我遗憾。
“民族认同手续”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双胞胎句型都夹杂着当时宏观的国际时事背景,当然,这样的背景必定会与“中国”二字有关,并决心坚定不屈地在事发点上空绕梁盘旋。比如1999年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比如2008年的法国火炬传递路上和中国各家家乐福超市门口,比如今年远在天涯海角处的黄岩岛,还比如像春节联欢晚会一样每年都会蹦跶出来以示存在的钓鱼岛……爱国主义裹挟民族情绪首先在网上集体爆发,你总是感觉到激昂振奋或者是心有戚戚,因为你只需右手轻轻一点,就轻易享受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人无比崇高的爱国情怀洗礼,如果你没有轻轻一点忽略过去,你就被莫名其妙地被开除了“网络国籍”,成了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人。
这样的民族认同手续一点也不复杂,省去了盖公章搞公示的例行阶段,效率颇高。点个头就能成为中国人,这是现实当中的点一下鼠标左键来寻求群体归属和价值认同。至此,你被划入了那些“一转就成中国人”的中国人的对立面,大有与“汉奸”、“卖国贼”并列的意味。
民族情绪的蔓延是所有这一切不正常的源头,并且与虚假的爱国主义捆绑销售,一旦达到临界点,正如勒庞在《乌合之众》里对群体的论述所言: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中,他的个性便被湮没了,群体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而群体的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绪化和低智商。换句比较时髦的话来说:一旦你成为“一秒钟变中国人”的人,这意味你已经脑残了。
鼓动和渲染这些的当然是宣传机器,因为在实行信息封锁的国度里,只有国家——当然在专制制度下也就是政府或者独裁个人——才够格运用这些资源。话筒终究是被他拿在手里。也许你会指着自己的嘴巴冲我大喊:“看见没,这里没有胶带,是自由的!”但已经丧失思考能力的低智们显然没看见被扼住喉咙里已经变形的声带,那是他需要你表达的声音罢了。
激情表达 激情昂扬鼓动人心的文字和表达显然更能获得群体呼应,比如一些“广为传颂”的社论,将国家与政府的概念混淆不清尚且不论,做个情绪化的吹鼓手倒是挺符合自身定位和身份。纳粹时期希特勒的演讲,以及那位时常站在“泰坦尼克号”城楼上挥舞小军帽的老年舵手,同样深谙此道。
德国电影《浪潮》中对专制独裁制度的起源有一段课堂问答的场面,并最终得出想要告诉观影人的答案:社会不公、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以及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那是一部用老师导演学生配合场景再现来反思德国纳粹独裁以及东德专制的影片,但电影终究是电影,最终敌不过现实。在咱们这里,反倒是把荧幕上的剧情拉伸到现实里面,有人甚至入戏太深难以自拔,只因这一拔,他的爱国春梦就尽断于此了。
尽管《义勇军进行曲》里面还在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中国人就转”的中国人们很少搞得清楚自己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为保住居处不被强拆不得不扮演特种兵、循环往复地将化学元素周期表上吃上几遍、出门坐趟动车就犹如踏上生死时速、保不准自己孩子上堂课或者坐上校车就阴阳永隔、年老色衰面临“死无葬身之地”的窘境、甚至在身后都难免被曝尸荒野为各大项目让路的你,居然能有这样的闲心和志气在网上大喊一声“不转不是中国人”,下辈子投胎不再来这块你所深沉挚爱的土地上走一遭真是有负众望。你丢了自己的天下,成全了他的国。
“生活在黑色幽默里,你不会感觉到幽默。”把王小波的这句话转告那些只因“是中国人就转”而成为中国人的人们,多年以后,你会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被这句话笑掉大牙而保持着消化正常、“一饭三屎”的俗世生活,简直是太明智了!但这仅仅是他们智力恢复到平均水平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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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面:拆光所有殖民建筑,也改变不了屈辱过去】

【另一面:拆光所有殖民建筑,也改变不了屈辱过去】:
【另一面:拆光所有殖民建筑,也改变不了屈辱过去】
导语:近日,济南原英国领事馆被偷拆,许多人对义愤填膺,但也有人认为,领事馆是殖民屈辱早就该被拆掉。在长期仇恨教育的熏陶,许多人把殖民建筑看作耻辱的象征,这是把殖民者的罪恶转嫁到了建筑之上,殖民建筑本身作为近代历史的见证,既不是殖民余毒也不是屈辱象征。

敌人留下来的房子,肆意拆迁不如完整保留 
殖民建筑不是屈辱的象征,清朝就在海外有领事馆45
领事馆(consulate)是一国政府派驻对方国家某个城市并在一定区域执行领事职务的政府代表机关,而大使馆(embassy)是一国在建交国首都派驻的常设外交代表机关,比如美国驻华大使馆就设在北京,但美国在成都也有领事馆。所以说领事馆制度本身是不带任何殖民色彩的,可与此遥相对照的是,光绪三年( 1877) ,清朝政府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领事馆之后,之后陆续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45个领事馆。
而且,同处济南的原德国领事馆,现在还是市政府院内用房。19455月,因德国在二战中战败,德国领事馆奉令撤销,同年11月,山东省政府奉中华民国外交部令接收馆舍,人员均被遣返回国。 原德国大使馆现位于济南市人民政府大院内,被当作办公用房继续在使用。
德国人修的原济南火车站被拆,理由之一是看到就想起被压迫的历史,济南人民后悔至今
济南老火车站由德国建筑大师赫尔曼·菲舍尔(Hermann Fischer)设计,始建于1908年,于1912年建成并投入使用。这是一组具有浓郁的巴洛克风格的哥特建筑群。济南火车站曾是世界上唯一的哥特式火车站,也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在国际建筑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但因为当时的主政领导认为: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历史那高耸的绿顶子(穹顶)…就像希特勒军队的钢盔。加上其他基础建设原因最终被下令拆除。建筑拆除时遭到市民和学者的强烈反对,德国方面要求回收大钟,政府也并未答应与现在毫无特色的火车站相比,济南人民对原火车站评价更高,对未能阻止拆除后悔不已。
加沙的改造也证明,与“厚颜无耻”的保留相比,彰显“民族尊严”的肆意拆迁危害更大
建筑向来与政治脱不了关系,它即是意志的象征,是消灭种意识形态的武器。当巴勒斯坦人回到曾经被以色列人侵占的家园时,他们遇到了难题:如何处理那些殖民者留下的房子?是厚颜无耻地全盘保留还是肆意破坏后重建?
2004年4月,当以色列计划从加沙地带撤军时,巴勒斯坦内政部长Saeb Erekat强烈要求以色列政府“拆除所有的房屋并把它们运走”;巴勒斯坦规划部部长Jihad Alwazir对外宣称“他真的很希望放火烧掉一切”;哈马斯组织成员走上街头,他们把以色列建筑的模型拆毁以象征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瓦解。于是到了2005年9月,以色列正式从加沙地带撤军并拆毁了3000多幢房屋。15万吨的有毒碎石污染了该地区的水源,一场彰显“民族尊严”的义举,最终以沸沸扬扬的闹剧收场,并且还严重破坏了当地环境。加沙地区的失败案例表明,对殖民建筑彻底破坏的做法不合理。
反对拆除殖民建筑,并不是崇洋媚外好了伤疤忘了疼
市民不满大连凤鸣街被拆理由:殖民者是有罪,但建筑是无辜的
大连历史上是一座殖民城市,在110年的城市历史中,日本和俄国都曾留下脚印。凤鸣街是大连保存比较完整的老街,街两侧的建筑大都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俗称“日本房”。高尔基路、凤鸣街、新华街、水仙街这一区域,原有200余栋老建筑,它们是上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日本侵占大连时期,依照当时欧美规划理念兴建的住宅区。这些“和式洋风”建筑,大多是二三层。小楼造型别致,每栋楼都不一样,极少重复,并都配有独立的院落,各种树木、假山点缀其中。
近年来,许多市民不断发出保留老街的呼吁。他们通过发帖呼吁、求助媒体等途径,试图改变这条老街被拆迁的命运。有人在网上撰文指出:“对于老大连人来说,凤鸣街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是一个洗尽铅华、风韵犹存的老妪,也是连接大连历史、现在与未来的一条管道。”他们认为:一、留下城市凝固的记忆和可触摸的历史;二、殖民者有罪,建筑无辜,留下也可作为侵略者的罪证。
殖民建筑皇后码头背负着市民集体记忆,香港青年不惜绝食以示抗议来反对拆迁
皇后码头建于1953年,当时并不开放给公众使用,而是专供香港总督及英国主要官员往返香港时使用,并同时举行欢迎或送别仪式。不少香港市民认为,皇后码头陪伴了他们很多年,背负的是集体记忆和亲切体验。香港政府了配合中环填海计划,决定清拆老旧的皇后码头,但这一计划受到了市民的反对。他们认为拥有逾五十年历史的码头,承载了诸多香港人集体回忆,同时中环填海工程亦破坏了码头周边的建筑格局,强烈要求原址保留,并为此占据码头超过一个月,进行静坐示威行动,有三名年轻人最近几天还宣布为此绝食。
韩国下令停止拆毁殖民建筑旧京城府厅,传递着接受殖民者之物为文化遗产的态度
在韩国,社会上存在着否定日本殖民建筑的强烈风潮,但一些建筑学家一直在呼吁,殖民地建筑是韩国建筑史的一部分,尝试着将殖民地建筑在建筑史上确定位置。因此才有了韩国文化财厅对首尔市拆毁旧京城府厅下达了停止命令的结果。从对待殖民地建筑的近来动向来看,如果只因为它象征着殖民统治而抹杀它的存在,实际上也就抹杀了事实,是将日本的殖民统治在历史上抹杀的行为。旧朝鲜总督府厅舍的一部分作为野外艺术品,在忠清南道天安市独立纪念馆的屋外展示着。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建筑破坏了,但是一部分还可以留下,起到向后代传达曾被统治的事实。
事实上与韩国类似,台湾在1992年以前对于日本殖民者所兴建的建筑,也有许多人常以耻辱之名而将之拆毁,不过在历经桃园神社、台南地方法院等多次保存事件后,现今多数人已经拥有接受殖民者之物为文化遗产的态度了。
维护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远比尊重狭隘的民族情感重要 
俄国人将最有诚意的建筑带到了哈尔滨,为整个城市的建筑树立了最鲜明的风格
一流的建筑师的到来,使得哈尔滨在城市初建之时就具备了较高的艺术起点。后人单土厘1903年的《旅行记》今划入界内者一百三十二方华里,已建石屋三百所。尚兴筑不已,盖将以东方之彼得堡也。兵房已可容四千人,亦兴筑不已。而且俄国人讲城市规划的概念带到了哈尔滨,由此可见在18981905年代的哈尔滨便基本上形成了有别于内地,与巴黎、彼得堡同步的特有建筑风格。
早期的欧式建筑底色,加上国际哈尔滨的现实,使得城市的建筑一开始就与法国巴黎、俄国圣彼得堡保持了同一层次。人类对美的感知是相同的,不仅俄国人精心打造哈尔滨的建筑景观,这座城市的其他族裔也尽量在本民族建筑风格上保持与城市整体风格的一致性。
上海外滩尽管是殖民建筑,但并不能削弱它在建筑史上的地位
针对上海外滩建筑群要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有人就认为,上海外滩建筑群代表一种“殖民文化”,将其拿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说轻点是自揭伤疤,说重点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群,的确来自异域,但这丝毫不能削弱它在世界建筑史上的突出地位。在这里,你可以不出国门,就看到哥特式的尖顶、古希腊式的穹窿、巴洛克式的廊柱、西班牙式的阳台,因而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
可上海外滩建筑群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虽然是殖民者设计的,但却是我国的人动手制造的。把它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的,因为融合多个国家的建筑风格,这在国内外都算比较少见的。作为一种融合了人类多种文化因子在里面的建筑文化,它所体现的并不仅仅在于殖民者的殖民文化,而是整个人类的文化。应该是站在一个文化的高度来看待外滩的建筑群的,而并非以政治的观点来对待外滩建筑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西班牙遗留在美国和古巴的殖民建筑,作为异质文化早已于当地文化共存
同样的,曾受到西班牙人殖民过的许多地区,包括美国南部(如新墨西哥州的圣塔非)及中美洲许多城市(如危地马拉安地瓜),西班牙风格的行政建筑与宗教建筑,已经是这些地区共同的特色。这些带有异质文化的建筑,有的在式样上纯度非常的高,有的则会与当地的形式共存。
西班牙殖民者也在古巴留下了大量的欧式建筑。,古巴首都哈瓦那拥有加勒比海地区最庞大、保存最完整的殖民地时代建筑群。那些高大的教堂、雄伟的政府大楼和银行、坚实的城堡,以及能工巧匠在这些建筑上的精雕细刻和彩绘贴瓷,即便是在西班牙本土也都很难找到了,由此可见当年这个殖民地有多么繁荣。哈瓦那老城区的欧式建筑群在建筑规模和细致程度上超越了西班牙大部分的城市,甚至可以和巴塞罗那、马德里一比高下,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长期的仇恨教育灌输与宣传,让拆除殖民建筑政治正确
殖民屈辱并不必然导致长期的仇恨,教育的持续灌输才是主要原因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给中国所带来的震惊,并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比如宗教和文艺),而首先就是那些新奇物———自鸣钟、机械玩偶、照相机、枪炮、蒸汽火车。我们无法在传统的物质分类中给它找到合适的位置,更无法从价值体系的角度对它定位。这种突如其来的全新的物质,造成了后发达国家感觉器官的错位,彻底破坏了他们原有的想象方式的完整性,进而导致导致妄想症的出现,对外充斥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集体想象。
中国近代历史是一部充满了屈辱沧桑、悲感交集的历史,对整个民族留下的阴影是巨大而深远的,很容易导致国民的仇外排外情绪。但是即便如此,屈辱也并不必然导致长期的仇恨行为。放眼世界,受战争和外侵创伤的民族与国家很多,但有很多国家都能妥善疗治历史创伤。一个民族对仇恨念念不忘,并不完全在于历史事实本身,也在于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而历史认知是通过教育完成的,这种教育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完成。
简单模式化的历史教育,加深了对殖民建筑的仇恨,觉得受辱时就会想要拆了它
在爱国主义宣传教育下,中国的整个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受压迫和侵略的历史,就是先进的中国人带领整个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历史被极度简单化和模式化。这种简单化和模式化,最终塑造了国人潜意识中的一种敏感的“受害者情结”模式与记忆,对西方国家充满了高度的警惕和不信任心理,这种受害者心理的反面就是仇恨。即便是正常的国家利益纠纷,在这种非理性的环境中也会被理解成是对主权无端的冒犯、对民族极大的侮辱。这种教育环境中熏陶下的青年学生,当自身处于劣势时,就感觉别国处处压迫自己,极度自卑的心理导致盲目排外。
对殖民建筑一跳三丈的过激反应,与热爱祖国和民族没有关系  
对殖民建筑反应过激喊着要全部拆除的人们,总是打着国家和民族的旗号,此时的民族和国家成了抽象的政治符号,只不过披上了迷惑人的美好外衣。这个时候国家本位严重威胁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这种仇恨殖民建筑的民族主义,不加判断地支持和拥护现行体制被政府当作工具性来利用,会最终导致对内进一步保守。晚清以来,中国大国地位的丧失导致一种普遍的民族屈辱感,我们应该从中走出,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不断去强化这种屈辱感。
结语如果说殖民建筑是一块伤疤,那想必也是一块美丽的伤疤,有必要仗着不靠谱的整容技术,抹去这块伤疤然后留下一道更难看的伤疤吗?(出品: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詹万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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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秦晖先生访谈录

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秦晖先生访谈录:
本文原载於《思想》第14期《台湾的日本症候群》。
秦晖先生,1953年生於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1966年小学毕业,进入南宁四中,成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成员。1969年初中毕业後,要求插队,在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会处、属於百色地区的田林县,一待9年多。1978年考上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专攻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史,後扩及古代经济史和中外比较经济史。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写有《田园诗与狂想曲》、《天平集》、《市场的昨天与今天》、《耕耘者言》、《问题与主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与夫人金雁合着)、《传统十论》、《变革之道》等着作。1990年代以降,积极介入当代中国思想界的改革论争,率先提出“大分家中的公正”问题,力陈专制分家和民主分家之不同。晚近从“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角度,左右开弓,为宪政民主的渐进实现寻求出路。
此一访谈於2008年6月28日在北京进行,由陈宜中提问。录音由刘佳?F整理,再由陈宜中编辑、校对。最後,由秦晖先生修订、确认。
一、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道路
陈宜中(以下简称陈):秦先生,能否请您先谈谈1989事件後的那几年?那个时候,您怎麽看待中国的未来?
秦晖(以下简称秦):1989年以前,我对现实应该说是比较乐观的。不管是市场经济也好,民主政治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认为应该要走的路,而且1980年代的中国也朝这些方向在走。到了1989年以後,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好像一下子不知道该怎麽走了。而且,当时有一种很流行、很悲观的说法,就是说改革已经完蛋了,中国会回到过去。但是当时我就觉得,中国不太可能再回到过去。
我是研究历史的,在1989年之前我主要搞古代史,写过马其顿道路和雅典道路,就是关於走出氏族社会的两种选择。氏族社会的族长治理是一种温情脉脉的“长者政治”,“父权”建立在“父爱”之上。但是後来发生了危机。在雅典“长者政治”变成了“众人政治”,大家的事不能家长说了算,应该大家决定。而在马其顿“长者政治”变成了“强者政治”,家长开始以权谋私,奴役子弟了。前者出现了民主,而後者建立了王权,但温情脉脉的“大家庭”都已成为过去。两者都建立了私有制:雅典是小农私有,而马其顿则是托勒密式的皇家大庄园。在这个过程中王权与民主打得一塌糊涂,但很难说谁是“保守派”,因为双方不都在挖“大家庭”(氏族公社)的墙角吗?
金雁(按:秦晖的夫人)那时作的是近代史,她觉得中世纪相对於资本主义而言也是温情脉脉的,尤其是俄国。近代向市场经济过渡主要就是要解决传统农村公社的问题,但也有民主解决和专制解决的不同。专制解决的典型,就是在镇压了1905年民主运动後出现的斯托雷平改革。金雁那时也作过斯托雷平时代的研究。当然,在那个时候(1980年代)作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拿来对照现实。1917年俄国的剧变很早就成为金雁和我共同关注的问题,而本来我们就认为,那场剧变跟斯托雷平的改革有很深的关系。
陈:斯托雷平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後所搞的经济改革,跟1989年後的中国现实有什麽关系?
秦:1989事件一出现以後,我和金雁都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就是说,中国改革很可能不会中止。因为,一个温情脉脉的大家庭只要脸一撕破,就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样子。1905年俄国民众本来是举着“慈父沙皇”的像上街的,没想到沙皇以“流血星期日”来回应。1905年的杜马本是沙皇抬举“忠君的农民”来制衡捣乱的市民,用“亲农民的选举法”搞出来的“农民杜马”,但没想到它变成了“暴徒的杜马”。以後的俄国就再也不是过去的俄国了。1989年中国民众也是这样。过去官民有矛盾,但“父母官”与“子民”(或曰“人民政府”与“人民”)总还是有层“父子”关系的面纱。共产党没想到老百姓反抗得那麽激烈,老百姓也没想到共产党会镇压得那麽血腥。一旦闹到这种地步以後,就不太可能回到过去。
当时我们觉得,没准1989事件还会促进改革,因为有很多东西原来碍着面子是不好搞的,你真正把脸撕破了反而好搞,是吧?1989以前改革会碰到的“闯关失败”的问题(就是百姓一抱怨,改革就要刹车),到1989以後就没这种问题了:枪我都开了,还怕你抱怨?就像维特伯爵评论斯托雷平改革:那是一种“员警式改革”。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倒退,经济上又长驱直入,这样一种改革会产生什麽後果,就很难说。
陈:您很早(1992-93年)就开始写“大分家中的公正”问题了。
秦:其实从1990年就开始议论了。1989-91年,先是东欧,後是苏联都“剧变”了。中国将来会怎麽样,就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当时我们还没写文章,也看不出写这些文章可以登在什麽地方。但是我们有一种直观,就是要把中国的局势,跟1905年之後俄国的局势来做比较。
最早我们接受的关於斯托雷平改革的议论,很多是来自列宁的。他对斯托雷平改革的很多评价,非常之到位。比如说,他认为当时俄国的问题已经不是新旧制度的对立,而是“通往新制度的两条道路”,就是所谓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的对立。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他先说的,马斯洛夫说得比他还要早,而且普列汉诺夫也说过。但是列宁是说得最多的,而且我觉得他也是说得最透的。
陈:您认为1989年後中国走的是普鲁士道路?
秦:或者说,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道路。前面所谓的普鲁士道路或美国式道路,只是用来描述“专制分家”还是“民主分家”的两种语言符号。
陈:斯托雷平式的改革道路,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後?
秦:关於南巡以後的这一波改革,我们当时一个感觉就是:要对这改革持批判的态度,而不能没有原则的进行肯定。但是另一种声音也很快就出来了,那就是认为不分家更好,认为邓小平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大家庭给搞掉了,甚至还认为文革时代有多好。这种新左派的舆论,我们当然也是很不同意的。
像这样的争论,我觉得不折不扣的就是1905年以後俄国人讨论的翻版。当时有些俄国人说:斯托雷平虽然把1905年的宪政运动镇压下去了,但是他那套经济改革还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既然斯托雷平搞市场经济,就赞成他!他不搞民主,无所谓!不搞民主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就是说俄国根本不需要民主;另一种是说即使需要民主,这条路走下去,迟早也会有民主的。不管怎样,这些人都认为斯托雷平的搞法是对的。
但是俄国民粹派却认为,斯托雷平根本就是倒行逆施,因为他把俄国最好的农村公社传统给颠覆掉了。如果以前有多好多好,那麽现在就给斯托雷平的改革搞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了嘛。所以,民粹派的目标就是要回到过去,要复兴农村公社。
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看好农村公社的。在这一点上,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现在中国左派唱的调子完全相反。俄国的左派,不管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说斯托雷平改革以前的沙俄有多好多好。他们从来没这麽讲过。
陈: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怎麽看斯托雷平的改革?
秦:刚才提到的两种主张,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都是不能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进步论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说法,俄国在斯托雷平以前的农村公社,是属於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是专制主义的基础,和东方专制主义是连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不赞成这个东西。俄国不能回到过去,但俄国也搞不了社会主义。当时只有民粹派主张在俄国搞社会主义(据说过去的农村公社就是它的土壤),与这个说法决裂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也是後来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分野。当时连列宁也承认,俄国的前途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要在资本主义发达後才有可能。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赞成用剥夺民众的方式来走向资本主义。所以,当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说:斯托雷平的改革我们仍然要反对,因为它还不够彻底,还保留了很多俄国的旧制度。可是列宁不同意这个说法。列宁说:斯托雷平比我们都彻底,因为我们原先提出来的那些主张,斯托雷平都实现了。在斯托雷平改革以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农民要有退社的自由,农民要摆脱村社束缚,独立地走向市场。列宁还特别指出:这是当年社会民主党土地纲领的唯一内容。
陈:列宁当时的立场是什麽?
秦:列宁在当时的论战中,是想要为反对斯托雷平寻找理由。民粹派要反对斯托雷平改革是很容易的,因为民粹派是反对市场经济的,是主张?I卫农村公社的。那麽,马克思主义者凭什麽反对斯托雷平?马斯洛夫的理由就是,斯托雷平搞市场经济是对的,但是不够彻底。很显然,这个说法说服不了人。所以列宁才说斯托雷平比我们都彻底,怎麽能说他不彻底呢?
事实上,这也正是我们这些持反对派立场的知识分子在1992年以後的困境。我们以前说中国应该搞市场经济,但是现在邓小平都搞了,而且搞得比我们想像的还要极端。我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国有资产可以随便送人,工人想撵走就撵走,但是他都做了,那怎麽还能说他不激进?列宁当时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列宁讲,我们不主张恢复农村公社──这是我们和民粹派的不同点。但是我们也不能赞同只要瓦解了农村公社、实现私有制,怎麽搞都行──这是我们和斯托雷平不同的一点。我们也不认为斯托雷平不够激进、还想保留农村公社──这是列宁跟马斯洛夫的争论点。
列宁说,斯托雷平代表了普鲁士道路,而我们坚持的是美国式道路。美国式道路的前景是什麽?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搞独立农庄,也就是搞分家,就是民主的分家。他那个话讲得很清楚,说独立农庄可以解决俄国中世纪的一切问题,搞了独立农庄俄国就不会有饥荒。但是真正的问题在於:谁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支付代价?实际上,就是谁把谁赶出去的问题。我认为列宁讲得很到位,他谈的其实就是“民主分家”与“专制分家”这两种选择。
当然,在1917年以後,列宁就不再这麽讲了。
 二、当代中国的左派与右派
陈:您能不能以俄国作为参照,更具体地说明一下1992年後中国的局势?
秦:不管是权贵私有化还是民粹派,这两种观点我们都不能接受。但是在1992年以後,这两种观点却变成了中国的主流。
用我的话讲,“怎样分家”的争论,比起“要不要分家”的争论更要闹得你死我活。因为第一,你原来在争论要不要分家的时候,其实双方都还是有温情脉脉的一个面纱在那里罩着。可是一旦要分家,就完全撕破脸了,而且双方的利益取向都变得非常明确。第二,如果你把家产都独霸了,然後把我们都踢出来,那我们能服气吗?虽然被踢出来了以後,我们不见得就比原来过得差,但是因为分家不公,我们还是很不满。这就是1992年後中国的写照。
在俄国的斯托雷平时期,至少在1914年开战以前,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也不比1905年以前差。这是很明显的,也是当时反对斯托雷平的人都承认的,包括列宁也都不得不承认。但是大家的不满就是比以前要强烈得多了。
陈:您提到,1992年以後中国有两种主流观点,一种是支持权贵私有化的右派观点,另一种是民粹左派的观点。用您的话来说,这个分歧是斯托雷平式的改革(一种“专制分家”)所导致的。但您既不同意权贵私有化,也不赞同民粹左派,而主张中国走宪政民主的道路。能否请您进一步谈谈您对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批评?
秦: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很多东西,涉及到怎麽看待福利国家的问题,怎麽评价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以及怎麽评价老自由主义的很多观点的问题。
在宪政国家,左派反对自由放任(现在的说法是“新自由主义”),右派反对福利国家,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宪政民主国家的权力来自民众授予,授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你承担责任提供服务。要你承担更多责任保障福利,就得给你更多权力;怕你妨碍自由,就给你更少权力,就无法要求你承担更多责任。但权责对应则是两者共同的,权大责亦大,责小权亦小,这就有了二者择一的问题。
但专制国家则不然,它的权力并非来自民众授予,也无须对民众承担责任。这就会造成权力不受限制,责任也不可追问。权力太大则民众自由少,责任太小则民众福利少,两者同时发生。这样就不存在二者择一的问题。面对权既不受限、责亦不可问的统治者,当然就应该限权与问责并行。
面对专制国家,一方面我嫌你尽的责任不够,没有为我提供更多的服务;另外一方面我又嫌你的权力太大,老是剥夺我的自由。所以,我要限制你的权力,要追问你的责任。专制国家的问题是权力太大而责任太小,但是到了宪政时代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宪政时代自然而然的,权力和责任就是对应的了。左派说我要你承担那麽多的责任,所以我不能不授与你更多的权力;右派说权力太大非常危险,所以我也不指望你承担太多的责任。但是左派右派都共同不能容忍的,就是你只有权力而没有责任。实行宪政以後,这种权力和责任不对应的问题就没有了。
陈: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中国的左派右派都有些盲点,是吧?
秦:我在美国曾经有过一次演讲,回答过一个人的问题。他说他不明白中国现在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如果是左派得势,为什麽对劳工这麽糟糕?如果说是右派得势,为什麽很多中国人现在大批新自由主义?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们西方国家的左派右派,在我们中国都不可能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老要追问政府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老要限制政府的权力,但是这种左派或右派都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我们中国政府喜欢左派为它扩大权力,喜欢右派为它推卸责任。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你得不得势,不在於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而在於你乖不乖。你作为左派,要为它扩大权力,但是不要追问它的责任;你作为右派,要为它推卸责任,但是不要限制它的权力。当然啦,最好、最乖的立场,就是既反新自由主义,又反福利国家。你反新自由主义,那我可以把自由弄得小小的;你反福利国家,那我可以把福利也弄得小小的。如此一来,人民既没有自由也没有福利,政府却可以权力最大而责任最小,这是它最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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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气外露:GoAgent设置图文教程,10分钟快速穿墙

霸气外露:GoAgent设置图文教程,10分钟快速穿墙: 原文:http://www.mrwen.net/2012/internet-skill/195.html

   Step 1 -下载goagent客户端(Download);

Step 2 -修改local\proxy.ini中的[gae]下的appid=你的appid(多appid请用|隔开),即前面创建创建Application所设定的Application ID,如我设定的mr7wen;

Step 3 -双击server\uploader.bat(Windows 7或Windows 8用户最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根据提示依次输入Application ID,邮箱地址,和修改谷歌账号两步验证Step 8中生成的16位密码。(注,输入密码时,文字是不可见的,确定输入后回车确认即可。

     开始使用GoAgent

使用GoAgent上网前,你必须运行local\goagent.exe(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就刚才下载的goagent压缩包里面的文件。
如果你使用的是Chrome,请参考以下教程:
1)chrome请安装SwitchySharp插件;
2)导入SwitchySharp配置,下载地址http://goagent.googlecode.com/files/SwitchyOptions.bak,进入SwitchySharp设置界面,点击“导入/导出”-“从文件恢复”,导入刚才下载的SwitchyOptions.bak

 
3)使用Chrome浏览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网站时,记得切换到GoAgent

如果你使用的是Firefox,请参考以下教程:
1)安装火狐附加组件AutoProxy;安装完毕后重启Firefox,提示规则列表,记得选中确定;

2)FireFox->选项->高级->加密->查看证书->证书机构->导入证书, 选择local\ca.crt, 勾选所有项,导入。

3)添加代理设置,点击AutoProxy图标旁边的三角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preferences”或者使用快捷键Ctrl+Alt+P进入附加组件首选项设置,然后点击Proxy Server,选择Edit Proxy Server,添加代理地址,如下图:

 
4)修改默认代理,同样是“preferences”界面点击Proxy Server,选择Choose Proxy Server,将默认的Proxy改成刚才添加的;

5)使用AutoProxy会自动根据已定规则决定是否使用Proxy的。碉堡了。
都设置好了就可以任你游了。速度刚刚的。
老文上YouTube看720P视频居然完全不需要缓冲。

遇到问题?请登录http://code.google.com/p/goagent/或者留言。
如果你使用的是linux或者mac,请阅读https://code.google.com/p/goagent/的FAQ。
切记需要连接外网时运行文件夹local下的goagent.exe,否则无法连接外网。
请为我们投票:https://thebobs.com/chinese/category/2012/best-blog-2012/。点击https://mycdt4.info/chinese/,穿墙访问《中国数字时代》。《中国数字时代》开通IPv6,欢迎穿墙阅读。翻越防火长城,你可以到达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Across the Great Firewall, you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翻墙利器赛风3下载地址: http://dld.bz/caonima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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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

誰救了陳光誠?東師古村秋後算帳

誰救了陳光誠?東師古村秋後算帳:
4月20日,陳光誠翻過家裏的圍牆,在鄰居家的豬圈裏躲到深夜。4月21日清晨5時,一身泥水的陳光誠從東師古村進入西師古村。一名遇到他的村民把他領到西師古村民劉元成家。劉元成通知了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陳光福聯繫北京的學者郭玉閃,正和郭玉閃在一起的南京網友珍珠,驅車趕到山東。此時,陳光誠被東師古村民陳華開車送出臨沂市,藏在山東新泰市。4月23日凌晨,陳光誠與陳光福、珍珠等人在新泰會合,即刻前往北京。整整一個星期後,東師古村開始了抓捕……
文/田雨聲
五月的鄉村,花紅柳綠。田野上,麥苗青青,金燦燦的油菜花開得正盛。位於沂蒙地區的東師古村,是中國一個普通鄉村。它的與衆不同,是因為村裏出了位盲人陳光誠。
一個盲人農民,因爲自學法律幫鄉親維權,成爲聞名四鄉的「陳律師」,被當地政府樹爲臨沂市「十大新聞人物」。同樣因爲維權行動,他又成爲當地政府的眼中釘而投入監獄,並在出獄後被長期限制自由隔絕於世。然而,他卻能從被上百看守圍成鐵桶般禁錮的家裏逃脫,遠赴北京進入美國大使館,創造了一個無法思議的傳奇。
已經沒有陳光誠的東師古村,依舊在官方嚴密的看管下。
晝伏夜奔
2012年4月20日,陳光誠已經好多天躺在床上沒起來了——決意逃離牢籠的他,用裝病來迷惑院子內嚴密監視的看守們。
根據陳光誠本人接受採訪時的叙述,結合他親屬和村民們的描述,可以勾勒出陳光誠逃出東師古村、逃離臨沂市的大致路徑。
與之前流傳的說法不同,陳光誠是20日白天逃跑的。趁看守們的疏忽,陳光誠在袁偉靜的幫助下翻越了自己家的圍墻。
翻牆的時候摔了下來,陳光誠傷了一條腿。他忍住疼痛,迅速摸到鄰居家的一個猪圈裏,躺下。這是早已計劃好的隱藏地點。他在那裏躺了幾個小時,一動不動,用耳朵仔細分辨看守巡查的脚步聲。
一直到周圍徹底沒有了聲響,陳光誠判斷應該夜深了,才摸索著尋找那條隔斷東西師古村的蒙河。一瘸一拐、跌跌撞撞、連滾帶爬,儘管是從小生長的熟悉的家鄉,儘管將村裏的道路和監控點像地圖一樣刻在了腦子裏,陳光誠仍然走了一晚上。一個盲人,要躲過監控點,還不能弄出動靜,並且通過摸索判斷所處的位置,陳光誠完成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夜晚也成爲陳光誠的優勢。盲人訓練出來比常人敏銳得多的聽覺,使他能够更早地發現旁人。一有動靜就停下來,在完全的寂靜中前進。 在東、西師古村之間有一個水淺沙平的河灣,是陳光誠小時候經常游泳的場所。這裏被看守們事後判斷爲陳光誠涉水過河的地點,所以在他逃走後將此地增加為監控點,派了一輛車兩個人。而陳光誠後來告訴家人,他走了一整晚,跌了幾百個跟頭,也曾經涉水過河,但最後還是通過那座小橋走進西師古村的。守衛小橋的看守怎麽沒發現?可能睡著了吧。
4月21日清晨約5時,一身泥水的陳光誠進入西師古村。一名遇到他的村民把他領到劉元成家。在臨沂市2006年的「計生風暴」中,59歲的劉元成幫女兒看家時遭到計生幹部的拘禁和毆打,陳光誠幫他維權,兩人成了朋友。
看到陳光誠,大吃一驚的劉元成趕緊把他藏到了家裏,派妻子去東師古村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家送信。陳光福不在家,陳光福的妻子任宗舉被領到劉元成家,見到了陳光誠。她隨後聯繫在臨沂市區的陳光福。任宗舉很謹慎,她沒有直接撥打丈夫的電話,而是接通了另一個朋友的手機,讓他把手機交給陳光福,告訴他:「光誠跑出來了。」
民間大營救

陳克貴之子在陳光福家門口
一年多沒有見到五弟的陳光福聽到這個消息,第一感覺並不是高興,而是疑慮和恐懼。他不相信在那麽嚴密的監控下,一個盲人能够逃走:「我第一感覺是他們故意放他逃走,然後在逃走的過程中製造個車禍,用這種方式結束這個事情。」有這種想法的不僅是他,幾天後陳光誠逃走的消息在村子裏傳開後,很多村民也不相信:「大家都認為是幹部把陳光誠禍害(害死)了,就說他逃走了。」西師古村的蘇先生說。 確認消息後,陳光福馬上聯繫北京的學者郭玉閃。
郭玉閃的直接反應也是吃驚和不相信,再三確認。陳光福說告訴他,消息確實,他的妻子已經見到陳光誠了。兩人商定,郭玉閃派車將陳光誠接到北京。
來自南京的網友珍珠當時正好和郭玉閃在一起,於是開車趕赴臨沂。
珍珠趕到的時候是4月22日,此時陳光誠已經被陳華開車送出了臨沂,將之藏在山東新泰市一個安全的地方。陳華是東師古村人,陳光誠家的近鄰,2006年因爲看不慣看守們對陳光誠的嚴密監管,與看守們起了衝突,因此被拘留10天。
陳光福請陳華的父親陳光存帶自己乘珍珠的車子趕到新泰市,終於找到了陳光誠。
儘管是一年多來首次與五弟見面,陳光福和陳光誠來不及多說話,就請珍珠載著陳光誠匆匆離去。
直到4月26日,陳光誠在北京進入美國大使館的消息傳開後,在東師古村和陳光誠家內外的看守們還不知道陳光誠已經逃走了。
陳光誠逃走整整一星期之後,當地政府獲悉這個消息。由雙堠鎮鎮長的張健帶隊,先到陳光誠家,確認陳光誠真的逃跑了,馬上將袁偉靜控制了起來。陳光福於4月27日淩晨被抓進沂南縣公安局經濟偵查大隊,用疲勞戰術加上毆打,逼問陳光誠逃走的詳情。
陳光福對村民朋友幫助陳光誠逃走非常感激,試圖保護他們,將事情全攬在自己身上。但他很快發現,政府已經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並將與陳光誠逃跑的相關人員全部抓了起來:陳華父子,審了兩天兩夜;劉元成夫妻,同樣審了兩天兩夜;連僅僅給陳光福送了個信的張順祥(音)也被抓了起來。
陳光福說,在政府的嚴酷打擊下,村民們「其實都非常害怕,但在關鍵時刻都能挺身而出。」
審問了兩天三夜後,陳光福於4月29日晚被送回家裏,發現自己享受了陳光誠的待遇——禁止出門,墻外被安裝了監控用的探照燈和攝像頭。
被上百人看管的「五瞎子」
距著名的孟良崮戰役故戰場僅僅幾公里之遙。東師古村位於山東臨沂市沂南縣雙堠鎮的最北部,北邊隔蒙河相望的西師古村則屬蒙陰縣垛莊鎮。
儘管陳光誠已經逃走半個多月了,這裏依舊戒備森嚴。東師古村四周幾個主要出入口——向東通往205國道的路口和橋頭、東南鄰村崖子村的橋頭、西北連接西師古村的小橋、西南通向京滬高速公路方向的路口,甚至連接東、西師古村的河灣和村東部的進村入口,都有人車把守。 2012年5月9日下午,東師古村外圍不同的監控點,至少可以發現7輛汽車、近二十名看守。
「五瞎子不是跑了麽,站崗的少多了。」東師古村民劉老漢把看守們統稱爲「站崗的」。據村民說,陳光誠逃跑之前,全村的看守約有百人,分兩班二十四小時駐守,從陳光誠家至村外設置了四、五層封鎖綫。
一位開三輪車的大嫂經常送客人到東師古村,對進村程序很熟悉:在村口檢查身份證,非本村村民需要先問清楚進村幹什麽以及所找何人,甚至派人跟著來客進入所去的村民家。遇到外地口音或者异地的身份證,看守們會更加嚴格盤查,要問清楚與本村村民的關係,「親戚,什麽親戚?朋友,家裏哪個的朋友?怎麽認識的?!」有時還讓該村民來領人。
而在陳光誠家附近,還有至少三道崗。其中一道崗直接進入了陳光誠家的院子內:「七、八個人,就坐那兒盯著光誠的屋子。」
除此以外,看守們還在村裏以及陳光誠家周圍安裝了手機信號屏蔽儀和大量電子監控攝像頭。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在囚禁期間傳遞出的一份影像資料顯示,有一個電子監控攝像頭就裝在她家的墻上,直對著院內。
看守們的任務,一是看管陳光誠及其家人,阻止他們與村民接觸:陳光誠和袁偉靜嚴格禁止走出院子,陳光誠的母親可以在看守的陪同下幹一些農活或購買一些生活必需品,期間陳光誠和袁偉靜多次受到看守們的毆打。另外一個任務是阻擋外人——2010年陳光誠出獄後,多批朋友和網友趕來試圖看望陳光誠,他們都在村外被攔截,很多人遭到殘酷的毆打和搶劫。
村民介紹,這些看守一部分是雙堠鎮的政府官員,大部分為雇傭的本鎮閑散人員。「我問他們是哪兒的,他們說是前街的。」劉老漢說,看守們天天來本村「上班」,幾年下來都面熟了,有時候他也與其中的人聊幾句。
開三輪車的大嫂曾經問過看守們的工資:每人每天工資八十元,包吃,食堂設在雙候鎮,每天按時將飯菜送到各個監控點。「不是八十,是每人每天一百元」。鄰近的泉橋村韓大爺說,看守陳光誠在當地是個很好的差事,都是縣裏和鎮裏與官員有關係的人,幾乎沒有周圍村莊的農民。他的話得到了劉老漢等東師古村村民的證實:「站崗的沒有一個是東師古的!」
東師古村約有居民一百五十戶、近五百人,大部分人早外打工,常年留守人口不足二百人,外來的上百名看守幾乎完全占領了這個村莊,本村村民說:「村裏成了他們的天下。」
鄉親的「陳律師」
曾有有種說法,稱東師古村以及附近的村民大部分都很敵視陳光誠。一是認爲陳光誠是美國特務,二是他的維權行爲抵抗政府給村民帶來了麻煩。
然而,無論是東師古村,還是鄰近鄉村的村民,都否認敵視陳光誠,他們說,陳光誠與村民有矛盾的說法,是看守陳光誠的官員冒充村民向外散布的。
東師古村的陳大娘說,陳光誠給村裏和周圍的老百姓幹了很多好事,大家當然是跟他站在一起的。西師古村的蘇先生說,老百姓雖然畏懼政府,心却是在陳光誠一邊的,陳光誠逃跑到西師古村的那天早晨,有很多人看到了,但沒有人報告政府,還給他引路,收留他。泉橋村韓大爺則直言:「五瞎子麽,他跟莊戶人一夥兒的,大多數人喜歡他。跟幹部對著(幹)。」
其實,陳光誠並不是一開始就跟政府和幹部水火不容,雙方至少曾經維持了一段比較長時間表面的平靜。
生於1971年11月12日的陳光誠,幼年因病造成雙目失明,18歲才進入本地盲校就讀小學。1996年,在青島盲校讀書的陳光誠獲悉鎮政府强行收取高額稅費,利用寒假到北京上訪,最終得到上級的幫助取消了不合理的稅費。1998年,陳光誠在學校讀到《半月談》,發現中央規定不允許搞「兩田制」,當年夏天他又一次到北京上訪,終止了村裏的「兩田制」。
兩次成功,燃起了陳光誠對法律的信心和熱情,開始潜心自學法律知識,並用在爲鄉親維權的實踐中:他替殘疾人狀告鎮政府,使殘疾人免除了本不應繳納的稅費;他幫村民狀告造紙廠,關停了河流水井的污染源……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裏,陳光誠還申請到英國聯邦基金20多萬扶貧資金,為東師古村打了一口163米的深水井,將管綫鋪設到每家每戶和本村的田頭,使全村人都吃上了清潔安全的「自來水」,田地實現了「自澆水」。
到2003年,陳光誠已經成為深受本地農民信賴的「陳律師」,四處求助的百姓絡繹不絕,他家的電話成了法律諮詢熱綫。這一年,他入選「國際訪問者計劃」,被邀請到美國訪問。
雖然陳光誠的維權行為損害了基層政府的利益和權威,但由於其獲得了輿論的大力支持,又有外國機構的介入,當地政府隱忍了他的「冒犯」,甚至有意將他樹為榜樣。同樣是2003年,陳光誠被評為臨沂市「十大新聞人物」,結婚儀式在電視台轉播,被宣傳爲臨沂的驕傲。 當然,村民們承認,並非所有村民在所有事情上都百分之百支持陳光誠。東師古村的劉老漢就認爲,陳光誠總找政府的錯誤,才惹怒了幹部,遭到報復,「政府幹事兒能沒點錯嗎?你總找錯誤,人家會願意?!」
陳光誠主持打的那口深水井,運行也並不順利。井打好後,移交給村委會,但村委很快又將管理權委托給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陳光福說他是「被騙」管理水井的,水井正常運行後,需要按照用水量向村民收取用於設備維護和支付抽水的電費,但有些村民們吃慣了不花錢的河水,不願意交費,所以管理水井是個「賠錢的工作」。
之後,這口水井經歷了設備損壞無錢維修而停水半年的困難,也經歷了管綫爆裂無法入戶的情况,更因爲設備老化造成抽水效率降低,只能靠提高水價來維持運行。儘管水價從最初的四角錢一立方漲到了目前的兩元錢一立方,這口井依然承擔著絕大多數東師古村村民飲用水的功能,「全村大約一百五十戶,最少一百四十戶喝這口井的水。」
村民劉老漢和陳大娘都證實,除了幾戶家境富裕的村民自己打井外,其他村民都依靠這口井生活,「是陳光誠給村裏辦的好事。」
國家的敵人
陳光誠與當地政府間表面的平靜也沒能長期維持下去。
為了幫村民維權,陳光誠已經得罪了鄉鎮政府和大量官員。到2005年,由於深度介入計劃生育維權事件,臨沂市政府終於與陳光誠「决裂」。
2004年7月9日,中共臨沂市委、臨沂市人民政府印發 (臨發〔2004〕18號)《關於加强新時期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决定》。2005年2月14日,臨沂市政府再次印發紅頭文件,「政府過高地估計了百姓的素質,依法辦事不行,必須采用更强硬的傳統手段」。
臨沂市由此開始了一場大規模的暴力「計劃生育運動」:抓人、打人、關人、强制結扎、强制墮胎、辦學習班……發生了很多駭人聽聞匪夷所思的慘劇。
接到大批鄉親的求助後,陳光誠趕赴北京尋求幫助。李建、滕彪、郭玉閃等學者和律師先後到臨沂調查,通過互聯網公布了調查報告,在國內各大網站引起了巨大反響。
2005年9月,國家計生委派員到臨沂調查。隨後,計生委官員承認,臨沂市個別縣鄉有關人員在開展計劃生育工作中,「確實存在違法行政、侵害公民合法權益的行爲」,稱有關責任人已「被免職、被拘留或立案偵查」。
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說:「陳光誠為不是反對計劃生育政策。只是反對地方政府在執行計劃生育時的一些違法行為。」
顯然,臨沂市的政府官員並不這麽看。
2005年9月6日下午,陳光誠在北京朋友家中被自稱是山東省六名公安人員帶走,押回山東。7日晚約20時,陳光誠被送回到家中,政府人員二十四小時近距離看守,並屏蔽手機信號,隔絕於外界的聯繫——從這天起,陳光誠這名盲人正式成為住在家裏的囚徒。
初期,對陳光誠的看管並不像後來那麽嚴密。陳光誠夫妻還能想辦法見到其他村民,當他倆於2006年3月11日去縣政府上訪,獲得了很多村民的支持。那一天,數十名鎮政府人員將陳光誠等人圍堵在205國道上,造成車輛嚴重阻塞。
當日陳光誠被臨沂市警方從家中帶走。2006年6月11日,袁偉靜收到沂南縣公安局的刑事拘留通知書:陳光誠涉嫌「破壞公共財物罪」和「聚衆擾亂交通秩序罪」。
法院安排該案於8月18日開庭。在8月17日晚,陳光誠的辯護律師李方平、張立輝和許志永在趕赴臨沂途中,被六、七位不明身份的人誣陷偷包,然後被帶到派出所訊問,其中許志永遭到毆打並被訊問長達22個小時。而在8月18日,陳光誠的母親和妻子要求參加旁聽,被警察阻止。
開庭期間,沂南縣法院周邊「交通管制」,禁止任何人前往法院旁聽。
8 月24日,沂南法院宣判,以「故意毀壞財物罪」和「聚衆擾亂交通秩序罪」判處陳光城有期徒刑四年零三個月。
「一個盲人,怎麽犯故意毀壞財物罪和聚衆擾亂交通秩序罪?沂南縣法院荒唐透頂!」李勁松律師非常憤慨。此案歷經波折,此後又經過二審發回重審、重審再次判决等程序。最終於2007年1月12日,臨沂市中級法院對陳光誠案作出終審判决,維持原審判决,執行有期徒刑四年零三個月。
2007年2月9日,陳光誠被送往臨沂梨杭服刑。
獄裏獄外
2006年,陳光誠與溫家寶同時入選《時代》周刊全球最有影響力的100人。但在國內媒體的宣傳中,陳光誠的名字被刻意回避。他已經成爲這個國家的敵人。
陳光誠雖然被判刑囚禁,但他家周圍的守衛並未撤銷——陳光誠在監獄裏坐牢,而他的妻子袁偉靜代替他在家裏坐牢。當時,二十四小時守衛在陳光誠家周圍的看守只有二十多人,還基本在院子外面。
也正因為還有在院子內自由活動的空間,袁偉靜能够在2009年元旦通過電話向友人訴說自己的凄凉和監獄中光誠的悲慘。
袁偉靜說,看守絕多數是臨沂當地政府從本地雇傭的流氓,帶隊的是沂南縣雙堠鎮上的幹部,他們除了毆打陳光誠及其家人,封鎖陳光誠家院落外,還用其他方法折磨他們,例如給袁偉靜的手機發送惡毒肮髒的短信,甚至威脅到陳光誠的侄女,「男人怎麽可以向女人說出這麽噁心的話語?」
陳家人2008年底第一次獲准探監,看到陳光誠本人在監獄裏的情况更是不容樂觀:光誠看上去面黃肌瘦,健康狀况非常的差,他從2008年7月開始拉肚子一直拉到年底,每天少則三次,多則五次,整整拉了5個月。袁偉靜特意講到一個盲人在監獄裏承受的巨大心理壓力:在見面結束後,光誠被獄卒帶著往外走時,因為有台階,又沒人提醒他,他一脚踩空了——這種突然的陷落感讓陳光誠發出了充滿極度恐懼的尖叫聲。
幸運的是,他們熬到了陳光誠出獄的那一天。
2010年9月9日,服刑滿四年三個月的陳光誠被警車送回東師古村家中,見到了妻子和家人。
令他們沒有想到的是,陳光誠開始了另一輪在家的囚禁——家裏的圍墻上被安裝了監控攝像頭、手機屏蔽器、强光燈,陳光誠和袁偉靜被嚴禁外出,不允許去醫院看病,不允許女兒上學;不允許鄰居接近陳光誠家,甚至親屬都不允許見。「我只在他出獄時見過他一回,以後一年半再也沒見過。」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說。
2011年1月10日,南京女網友珍珠(何培蓉)隻身駕車前往東師古村試圖看望陳光誠,遭暴力襲擊,車窗玻璃被打碎,並被警察遣送到回家的高速路上。
圍觀東師古村
珍珠的行動揭開了外國媒體和國內網友奔赴東師古村探望陳光誠的浪潮。
2月13日,法國《世界報》等媒體三位駐華記者來到東師古村;2月14日,美國《紐約時報》駐華記者來了;2月16日,美國CNN記者來了……他們無一例外在村外受到暴力阻截,看守們搶奪錄音機、錄像機等采訪設備,並將外媒記者們趕出臨沂。
國內網友更是一批批地前赴後繼。網友劉莎莎、記者石玉、作家慕容雪村、媒體人王小山……還有數以百計的上訪民衆結伴前往。他們受到了更殘酷的對待,暴力毆打、麻袋套頭拘禁,很多人被搜光財物後扭送出境,甚至被扔到荒郊野外。
此時,東師古村的看守已經擴充到約百人,而且在外圍有制服警察和交通警察的配合,在臨沂市周邊織成一張囚禁陳光誠的天羅地網。
被層層包圍的陳光誠夫婦可能不知道東師古村已經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但他們一直沒有放弃與外界聯繫的努力。
2011年2月10日,幾段陳光誠夫婦拍攝的視頻在海外網站曝光。陳光誠和袁偉靜在總長超過一個小時的視頻當中講述了出獄以來被囚禁的情况,也拍攝了看守監視其住所的鏡頭。陳光誠帶著墨鏡、穿著黑色夾克在視頻中說:「我從一個小監獄出來,進入一個更大的監獄」,「這些人站在我家的四個角落,窺視我的家庭,監督我們所做的一切……」
由於拍攝並送出這些視頻,陳光誠和袁偉靜支付了沉重的代價:幾天後,時任雙堠鎮黨委副書記的張健帶領幾十名看守闖進家中,對兩人進行了2個多小時的毆打和折磨,致使陳光誠一度昏迷。隨後,看守們用各種探測儀對家裏進行地毯式搜查,拿走了電腦、攝像機、照相機、錄像帶、充電器和手電筒等物品。
此後一年內,國內外各界對陳光誠的關注一浪高過一浪,却沒能改變陳光誠夫婦被更加嚴密囚禁的狀態。
2011年12月14日,曾饰演蝙蝠侠的好萊塢著名演員克裏斯蒂安·貝爾在北京宣傳電影《金陵十三釵》期間,乘車8小時來到東師古村試圖探望陳光誠,同樣在村口遭到身穿軍大衣的看守們的阻攔。「蝙蝠俠」受挫「軍大衣」的照片在網上流傳,中國現實遠比好萊塢電影更殘酷。 蝙蝠俠沒有成功,盲人陳光誠卻成功了。
逃出村莊之後,陳光誠進入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暫時躲避。他發佈了一段視頻,向總理溫家寶提出懲治罪犯、懲治腐敗和保護家人安全三點要求。其中,他提到:「我雖然自由了,我的擔心隨之而來,我的家人……還在他們的魔爪之中,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對他們實施迫害,可能由於我一離開會實施瘋狂的報復,這種報復可能會更加肆無忌憚。」
在中美兩方的高度介入和外界輿論的高度關注下,陳光誠的妻子和孩子很快被接到北京與他會合。但他的擔心還是變成現實:整整一星期後,東師古村的看守才得知陳光誠已經逃走,陰影籠罩了協助過他的村民和家人。


2012年5月22日星期二

每周转载:关于北朝鲜(5篇)

每周转载:关于北朝鲜(5篇): 前几天,北朝鲜劫持天朝渔船,引发网友热议。所以,本周转载5篇关于北朝鲜的网文,让大伙儿了解一下这个神秘的国度。

(以下链接需翻墙访问)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



北朝鲜作为天朝的小弟,最近又不乖了——居然敢劫持天朝的渔船,劫持也就罢了,居然还勒索赎金,居然还威胁撕票......

这让咱天朝大国,情何以堪啊!

为啥北朝鲜会如此放肆捏?这篇搞笑网文可以帮大伙儿理清思路。



秦全耀:朝鲜为什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成禁书 @ 凤凰网



可能很多网友还不知道:北朝鲜为了搞个人崇拜,早在几十年前就公开抛弃马列主义了。

这方面,连咱们天朝的毛太祖也自叹不如啊!

不知道天朝的毛粉(以及孔庆东、司马南之流)对此会作何感想?



沈志华: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



在咱天朝长期的洗脑宣传中,把北朝鲜称作“同志加兄弟”,说中朝关系是“鲜血凝成的友谊”......

今天转载一篇沈志华教授的文章,告诉你鲜为人知的中朝关系。

沈志华是中苏关系史的专家,著有《朝鲜战争揭秘》《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简直想都不敢想——中朝边境正在发生些什么?



前面几篇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再转一篇关于中朝边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朝鲜人民上银行取钱过程详解——取钱比赚钱还累



这篇是若干年前在网上看来的。不知道如今的朝鲜人民,取钱过程是否改良了?





俺博客上,和本文相关的帖子(需翻墙)

普天同庆金二胖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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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20日星期日

【发现者】谁说改革开放前食品就靠谱

【发现者】谁说改革开放前食品就靠谱:
【发现者】谁说改革开放前食品就靠谱
谁说改革开放前的食品就靠谱
2012年食品安全问题频繁曝光,不少人怀念改革开放前的食品,似乎那个时代的食品是绿色安全的。但事实上中国直到90年代初期才有绿色食品,在此之前人们对食品绿色与否并无概念;农业生产过程中,污染和农药残留甚至比现在有过之无不及。
近99%未经处理的污水被直接用于农田灌溉,65%人口在不知情下食用了“镉大米”。
40年代起北京附近就已开始利用工业废水灌溉农田,1957年更是列入了国家科研计划,开始兴建污水灌溉工程。尽管1972年制定了污水灌溉暂行水质标准,但由于北方水资源短缺,污水灌溉面积依然逐步扩大,到70年代末已约占全国污水灌溉面积的85%。污水灌溉已大面积使用,污水处理技术却仍旧滞后,50-60年代最大日处理量仅5万立方米左右。据中国历年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情况统计,直到1978年全国每日污水处理率亦不足1.56%。也就说,近99%未经处理的污水被直接用于农田灌溉,致使全国1/5的耕地土壤遭受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污染。而其中镉金属在食物中的吸收累积力甚强,人们一旦食用,短期的不会立即显现,长期的则会在10-30年间逐渐出现镉慢性中毒症状。据日本资料显示,每天少量摄入镉,50年后有10%的人会出现蛋白尿等肾功能异常的现象。
另据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而中国近65%的人口都以稻米为绝对主食,并在对污水灌溉以及土壤污染问题不甚明了的情况下食用了“镉大米”。但因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潜伏性,直到10-20年后人体才逐渐显现镉中毒症状。其中,最典型的是广西桂林思的村,当年多位土壤学者在论文和讲义中直称那里不少村民具有疑似1931年日本富山县镉污染致人体“痛痛病”的初期症状,而历史数据亦显示该村耕地土壤早在60年代前就已被镉污染。然而,这样的食品安全事件直到2010年被媒体曝光后才为人们所知晓。此外,沈阳张士灌区1962年开始引用污水灌溉稻田,直到1974年才有条件监测出灌区糙米含镉量,当时最高已达2.6毫克/千克,是国家允许值0.2毫克/千克的13倍,20多年后更是测出稻田含镉量达到5~7毫克/千克,而当地居民尿中低分子蛋白阳性率亦在逐年增加,也就是说慢性镉中毒已对他们的肾脏器官造成影响。
对有机氯农药弊端无知的情形下,20世纪50-80年代剧毒农药已处于使用高峰期。
粮食种植过程中,土壤除了受无处理污水灌溉影响,亦受到剧毒农药侵入。1950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粮食生产广泛使用滴滴涕和六六六等多种有机氯农药。可因有机氯农药具有挥发性小、使用后消失缓慢以及难于降解等特性,一旦通过生物富集和食物链的作用,土壤中的残留农药就会进一步得到农集和扩散。而进入人体的有机氯农药则会在肝、肾、心脏等组织中蓄积,或通过母乳排出,或转入卵蛋等组织,进而影响后代。
伴随着有机氯农药被大量用于水稻种植及粮仓贮藏等方面防治虫害,其带来的残留毒性愈发引起世人关注,特别是美国生物学家卡尔逊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首次唤起了公众对滴滴涕危害的认识。但由于20世纪上半叶滴滴涕为防止农业病虫害贡献不小,拯救了大约2500万人的生命,此书的观点在当时颇具争议。直到60年代中后期科学家们才发现滴滴涕在环境中非常难降解,不仅会在动物脂肪内蓄积,致体内含滴滴涕的鸟类产软壳蛋而不能孵化,更甚者是在南极企鹅的血液中也能检测出滴滴涕,这才让世人真正意识到了它的危险性。美国即刻在1972年禁止使用滴滴涕,中国则到了1983年才颁布完全禁止令。也就是说,此前人们丝毫不觉得此种农药对人体有害而大量使用。据中国农药史考证,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正是该类农药使用的高峰期。可见,在完全禁止之前,大部分水稻均在此种农药环境下生长。
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国为防治水稻稻瘟病和小麦锈病大量使用高毒、高残留、高危害的醋酸苯汞(赛力散)和氯化乙基汞(西力生)等有机汞农药,而这种防治则是通过用其粉剂拌种来实现。但由于汞的残留毒性大,拌过药的种子受药物影响,种植后残留于大米中,经食用而致人中毒。据文献记载,曾在浙江等地就发生过多起有机汞中毒事件,被曝光的就有金华县某村于1970年秋食用含氯化乙基汞的大米,致使该村发生443例汞中毒事件。
大米国家标准直到1986年才出台,散装销售不当保存导致黄曲霉毒素滋长。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百姓的生活米粮均有粮店凭借粮票统一销售,由百姓自提米袋到粮店购得。大米既无包装,也就更无保质期和产品水分说明而言,而当时的百姓亦无大米仅有3至6个月保质期的常识,以致食用者压根就不知道吃进肚里的大米到底是产于何时、何地,水分含量多少,该如何存放,又可放置多长时间。在南方地区,因气候炎热潮湿,在无良好贮藏条件下,含水量高的大米存放久了便会发霉生虫。
中国直到1986年才在大米国家标准GB-1354中对大米的安全水分作了明确规定,即按照国家标准规定,要确保国产大米的安全,水分含量不能超过14.5%。也就是说此前并无对大米含水分的明确规定,像广东这样气候潮湿的地区,消费者如果购买了水分超过14.5%的大米,存放不当,便会发生霉变。而大米一旦生霉,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毒素,其中的黄曲霉毒素,不但毒性是氰化钾的10倍、砒霜的68倍、滴滴涕的100倍,还是国际癌症研究所确定的一级人类致癌物。
当时,除大米因水分含量无标准,保存不当至发霉外,亦有其他粮食作物出现类似情况。例如,据江苏省南通地区70~80年代调查,食用容易发霉的玉米占食用粮10%以下的地方,肝癌死亡率为12/10万人口,食用玉米占食用粮50%以上的地区,肝癌死亡率高达53/10万人口。而在肝癌高发区的调查研究中亦发现,肝癌的高发与食用被霉菌污染的粮食有关。其中广西扶绥县在70年代就出现较多花生、玉米发霉现象,试验中用其做饲料竟可使80%的大白鼠喂养6~15个月便死于肝癌。又如,在大锅饭年代,甘肃省康县一个公社因食用含有黄曲霉毒素的玉米而发生272人中毒的事件。
在包装问题上,那个时代的其他食品也多为散装处置,部分食品在销售时也只是用未消毒的草纸和纸绳稍作包装。而从副食品店打来的散装酱油,因无密封包装往往导致发霉长白醭。
其实,食品安全问题一直都存在,并非某个时期就特别绿色或者某个时期就特别不安全,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人们不再只是追求温饱而是更加注重品质,也因网络媒体的兴起,新闻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得到适当解放,许多食品安全事件也得以被一一曝光。
(执行|陈雅娟 责任编辑|王暐 电邮|discover#corp.nete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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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2日星期六

每周转载:关于三年大饥荒(3篇)

每周转载:关于三年大饥荒(3篇): 最近,很多网友在讨论三年大饥荒,俺也来凑凑热闹,转载3篇网文。

另外,为了让列位看官更好地了解这段历史,俺开始写一个《谈谈三年大饥荒》的系列博文(本周已发了第一篇)。

(以下链接需翻墙访问)



三年大饥荒引发的“人吃人”惨案



大饥荒——自然灾害成了人祸的替罪羊 @ 网易



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年至1961年气象水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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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5日星期六

谈谈三年大饥荒[1]:扫盲一下大饥荒的死亡人数

谈谈三年大饥荒[1]:扫盲一下大饥荒的死亡人数: 说到三年大饥荒,大伙儿最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死亡人数。所以,本系列首先要扫盲一下"非正常死亡人数"这个话题。



★什么是"非正常死亡"?

首先把"非正常死亡"这个概念解释一下,以免影响大伙儿的后续阅读。



每次提到"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以为"非正常死亡"就是"活活饿死"。其实不然。"活活饿死"只占"非正常死亡"的一小部分比例。下面,俺简单说一下当年的非正常死亡,都有哪几种情况。



◇活活饿死

这个好理解,俺就不细说了。



◇因营养不良死亡

在大饥荒期间,由于食物严重匮乏,不论大人小孩,普遍都营养不良。长期的营养不良会导致各种疾病(比如:浮肿、胃溃疡、肝炎、肺结核、肾炎)。在当时的条件下,营养不良引发的疾病根本就没法治疗。为啥捏?因为大饥荒主要发生在农村,那里的医疗条件本来就差,而这类疾病又太普遍了,医务人员根本无暇顾及。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就在这些疾病的折磨下,慢慢地油尽灯枯。

这类情况占的比例估计是最高的



◇因食物中毒死亡

在食物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只好吃野菜、草根、树皮来充饥。到后来,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就开始吃观音土。

要知道,野外的植物并不是都能吃的,有些植物吃多了难消化,有些吃了会中毒。而观音土吃多了,根本消化不掉,等同于自杀。

很多人就是这么被搞死的。



◇医疗体系崩溃加剧前两种死亡

请注意,医生护士也是人。大饥荒的时候,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挨饿。

在某些重灾区,医疗机构会因为医务人员的大量死亡而完全瘫痪。即便某些医务人员侥幸没死,哪里还顾得上帮别人看病?所以,很多人(尤其是老人、儿童)因为得病后没人治疗而死亡。



◇婴儿的非正常死亡

在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很多已经怀孕的妇女,生下来的是死婴,还有很多流产。请注意:这种情况在人口统计数字上,是体现不出来的。

除了上述情况,还有些农民由于口粮不足,无法养活家里的多个小孩,会把年纪小的(刚出生没几年的)处理掉。假如被做掉的小孩尚未报户口,那么在人口统计数字上也是体现不出来的。



◇因为逃荒被枪毙

如果在古代碰上饥荒,很多农民会选择逃荒——跑到相对富裕的省份去讨饭。

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逃荒要饭是不被允许的。在党的眼里,逃荒要饭是旧社会的陋习,新中国怎么能出现捏?!这不是给新中国抹黑吗?!所以,在大饥荒的重灾区(比如:四川、安徽、河南)很多地方官员调动民兵把守交通要道,禁止农民逃荒。

个别地区甚至会对逃荒的人就地处决。对这种野蛮行径,大伙儿可能觉得匪夷所思。其实在独裁专制的国家,这种做法很正常。比如当今的北朝鲜,连年闹饥荒。很多北朝鲜的饥民想逃荒到中国。而北朝鲜的边防军一旦发现饥民穿越国境,直接开枪射杀。



◇因为吃人被处决

大饥荒期间,在很多省份都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如果说"逃荒"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那"人吃人"简直就是在砸社会主义招牌啊!我党怎么能容忍这种事情存在捏?所以,一旦发现有人吃人的事情(不管是杀活人吃肉,还是吃已死的尸体),当事者肯定会被抓去枪毙,罪名称之为"破坏尸体罪"。

不信的话,请看俺前几天在G+上转载的照片(在"这里")。

考虑到有些网友认为吃人只是个案,俺再引用1962年夏天,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谈话。当时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在维基百科的这里可以查到刘少奇这句话)

大伙儿想想看,如果人吃人仅仅是个案,刘少奇会特地拿出来强调吗?



◇自杀

还有些人因为受不了这种悲惨世界,选择自行了断。有些家庭甚至是举家自杀。



★官方的统计数据

在那3年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到底有多少捏?这个说法可就多了。

某些五毛以及某些毛派愤青(比如:林社长和孔三妈),信誓旦旦地说没人饿死;而有些学者研究后得出"非正常死亡超过4000万"的结论(这个跨度也忒大了点)。

真相到底是咋样的捏?老实说,准确的数字,俺也不知道(估计没有人真正清楚)。但是,咱们可以通过一些分析,得出一个大概的范围。

为了避免某些脑残来搅局,同时也为了堵住某些毛粉的嘴。俺今天要列举的素材,全部来自于天朝官方出版的权威材料。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年鉴》是国家统计局每年出版的权威文献。1983年版《中国统计年鉴》的第103页,有1949年至1982年的人口数据。

俺摘录57年至65年这段,给大伙儿瞧一瞧。



年份年末人口(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195764,65334.0310.8023.23
195865,99429.2211.9817.24
195967,20724.7814.5910.19
196066,20720.8625.43- 4.57
196165,85918.0214.243.78
196267,29537.0110.0226.99
196369,17243.3710.0433.33
196470,49939.1411.5027.64
196572,53837.889.5028.38


从上述表格可以看出,59年到61年,全国人口不但没增长,反而明显下降。

做个简单的四则运算:

57年到59年,人口增长了2554万。

59年到61年,人口减少1348万

61年到63年,人口增长了3313万。

除了那三年,其它时间段,全国人口都呈现明显增长。



为了说明这些数字不是俺伪造的,俺再给出官方的"中国人口信息网"的图片(官网的链接在"这里")。


不见图 请翻墙




某些五毛及毛派愤青说:

统计局的数字有水分——1959年和1960年的人口数,正好差了1000万,实在是太巧合了。



老实说,俺也有同感(难得俺跟毛粉有相同看法)。俺觉得:

这个数字很可能被人为篡改过了,篡改的目的是为了缩小死亡人数



大家应该知道天朝真理部的行事风格——好事高调、坏事低调。像大饥荒这么严重的家丑,真理部当然要稍微掩盖一下啦。所以,统计局的数字,只会掩盖饥荒的严重程度,不会真实披露,更不会夸大饥荒的程度。



◇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

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是文革后的头一次全国性的普查(这次普查比老毛时代的普查要客观)。根据82年人口普查结果,可以知道当时全国人口的年龄分布。

俺找来一张官方的统计图(如下)


不见图 请翻墙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年龄缺口(俺标红的地方)。缺口的年龄段在19岁-22岁。这个年龄段对应的出生时间正好是大饥荒时期。



有些五毛及毛派愤青辩解道:

因为大饥荒导致很多农民不生小孩,才导致这个年龄断层。



俺认为:

确实有很多农民在大饥荒期间减少生育。但是生育率下降只是年龄断层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大饥荒前后几年的平均死亡率只有1%左右。而1960年的死亡率是2.5%!单纯用出生率下降是无法说明高死亡率的。



◇官方的权威出版物

再来看看朝廷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据正式统计仅1960年全国总人口就比上年减少1000万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381页

(胡绳曾担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

摘自:《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廖盖隆,《炎黄春秋》第2000年第3期

(廖盖隆曾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新华社副总编)



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摘自:《生存与发展》,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编写,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9页



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超过平常两三倍

摘自:《当代中国的人口》,许涤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74页



◇朝廷命官的说法

如果你觉得官方的权威出版物还不足以服众,俺再列举若干朝廷高官的言论。



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

摘自:《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薄一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出版,第873页

(在80年代,薄一波是朝廷八元老之一,保守派官员)



万里回忆道:'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

摘自:《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田纪云,《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

(田纪云和万里,都在80年代当过副总理,都是改革派官员)



胡乔木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去湘乡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江大队看了一下,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江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在20%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来死亡三万人,去年死亡二万人'

摘自:《中.共湘乡地方史(1949-2002)》,中.共湘乡市委党史组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160页

(胡乔木是党内元老,80年代的保守派官员)



原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回忆,在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考虑到文件没有完全反映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还要'再加二百五十万'。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当代口述史丛书编委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56页。



★一年内总人口减少1000万是什么概念?

从上述的介绍,大伙儿应该明白——党国官方已经承认:1960年的总人口减少1000万。这就足够了!俺再啰嗦一次:如果党国承认1000万,那实际数字只会高不会低。所以,三年里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肯定是千万级别的。至于是2千万还是4千万还是更多,其实已经不太重要了。

退一步讲,就算朝廷没有篡改数字,全国总人口在一年之内减少1000万,知道有多惊人吗?

列位看官不妨回顾一下本文前面的人口统计表。在大饥荒之前几年和大饥荒之后几年,天朝总人口每年都会增加1400万到2000万。而1960年居然会少掉1000万。请列位看官自个儿琢磨琢磨吧。



★对比一下八年抗战

为了给大伙儿加深印象,不妨拿八年抗战做一个对比(这个对比,俺在去年的博文《谁是最可恨的人?——写给仇日愤青们》已经写过一次了,今天再老调重弹)。

在1937年-1945年期间,日本人杀中国人的速度,远远赶不上大饥荒非正常死亡的速度。要知道,对日本人而言,他们杀的是外族人。而共.产.党统治下,搞死的是自己人。1937年-1945是战争年代,而1959年-1960年是和平年代。

现在,大家知道伟光正有多牛B了吧——不花多少力气,无需动刀动枪,轻轻松松就搞死几千万人。日本皇军跟我党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儿科嘛!对我党的杀人效率,俺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结尾

在本文的结尾,俺要感谢一下林社长。正是因为他的满口喷粪,网民才会掀起反思大饥荒的热烈讨论,俺才会想起来写继续写大饥荒那段历史。在本系列后续的博文中,俺会帮大伙儿分析一下,为啥死亡人数如此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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