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和谐了 备个份
陈丹青曾说：“中国只有一所学校——党校”，这话在理，但还有可商榷之处；但要说“中国只有一张报纸——党报”，就办报的授受权力而言，绝对没错。
首先，无论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其社（台）长总编辑，均是党管干部的范畴。因此，当《中国经济时报》的前社长包月阳顶着压力，非要刊登长篇揭露黑疫苗事件时，不听招呼的老包去职另行安排，就是必然。取而代之的韩立军，带着“使命”来修理其他不听话记者编辑也很正常。从“产权”“经营权”的角度讲，就算不用你了，解除聘用、甚至开除处理，你都无话可说，它是“党产”嘛，当然有权处置人事！
所以，韩立军目前不过是取消了调查部，还没赶尽杀绝——解聘今天中国最著名的调查记者王克勤，恐怕还可以“感谢某某，感谢某某”，还可以感谢奉命行事的狗腿子韩立军没在其“使命”上加码，多扔几块砖头哩！
有人说王克勤所领导的报社调查部整体被取消，表明中国媒体人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
这话似乎对，其实不然。首先，这样的事并非没有先例，就手段讲，比这激烈阴险的事早就比比皆是。
如果一般地说，中国媒体人的生存状况正日趋恶化——这个判断成立没有疑问，但就局部与全局的关系而言，更恰当地说法可能应该是“这是国人生存状况普遍恶化的一部分”。
若就媒体人的生存的独特状态而论，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媒体市场化后，媒体人这个曾经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的职业正普遍加速下降，由于日益增多的编辑记者不再是公家人，而是合同聘用制，因此这个庞大的媒体大军甚至早就有“新闻民工”的谑称。
于是今天可以看到过去不可能想象到的情景。
过去的媒体人只有一种死法——那就是犯了“路线错误”或“政治错误”；
现在的媒体人却可能有N种死法，除了仍然可能犯的“政治路线错误”，还可能因为得罪了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黑恶势力而惹祸上身。
过去决少有人敢故意犯政治错误，那是因为脑子被洗得太成功；现在太容易犯错，是因为在意识觉醒的同时，这个社会黑恶得并非媒体人，只要有点天良的都看不下去了。也就是说，当在举报者动不动就可能被灭口的今天，媒体人一不小心惹上杀身之祸也就非常符合现实逻辑了。也因此，王克勤的遭遇是自然的，这种十数年如一日坚持揭黑报道的记者，没有这样的遭遇才是奇怪的。反讽地说，这也算是“咎由自取”吧。
早在80年代，记者下去采访包括调查负面事件，底气一般很足，那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代表“皇上”（中央），代表正确的政治路线；现在情况变了，市场化后的媒体无论有意无意，其立场都会向下转移，更不要说原本就有新闻理想的人。
媒体进入市场后的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但凡市场化程度高的媒体，经济效益就好，因此也就更有强烈发出自己声音的政治诉求；问题是，另一方面，媒体被抛进市场，但党管干部这条并没变。于是无论是媒体的实际领导人，还是他的下属媒体人，其夹缝生存意识就显著强烈起来。虽然，若就媒体的本应有的属性而论，以前那种情况显然更糟，只是那时的人没觉得那么糟糕而已。
附一博友的跟帖评论：
邓力群时代之控制的特点是：1，控制主体仅一个，D中央；2，惩治基本可预见故易防范。即哪些敏感为什么敏感，有基本的逻辑；3，控制有补偿，花钱养你。今天，一是控制主体是利益集团且多元化。除真理部，各地方政府甚至老板，所有的利益集团皆可操记者。二是控制、惩治记者之动机的非意识形态化，更多为保护利益、仕途等，因此就更荒唐更难以忍受；三，惩治更难预见更难规避。调查报道的是非政治主题，关系公众甚至他们本身利益的事故、疾病之过程及地方吏治等，你以为没问题，但，他说不行！数月工作白费；难预见，打、抓记者也更频繁；最后，媒体竞争更激烈，严厉的控制危及饭碗、最基本职业道德和生命意义...
附旧文：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王克勤-赵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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