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芳上谈民国学运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1》：就学潮学运发生的月份看，虽说一年十二个月都有，但二、七、八月都算低潮，这原因是寒假暑假学生放假回家，不易聚集，这也说明为什么有些发生在一月或五月的学潮，学校对付的方法干脆就“提前放假”以解决问题。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2》：学潮多集中于十、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及五六月，可能的原因之一，学期刚开始，课业还不紧，活动自由些；学期将结束时，学生视考试为畏途者，可由学潮求幸免以过关。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3》：民国8年至17年学运学潮248起，出于爱国反对列强17起，占6.85％；反对新旧校长99起，39.91％；不满学校设施37起，14.91％；反对政府及教育当局30起，12.09％；经费及收费20起，8.06％；反对教职员17起，6.85％；学生冲突12起，4.83％；检查仇货6起；教职员冲突5起；不明5起。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4》：以上所列都以明显的主因作分类，实际涉及层面则不只一项；其次多数学潮是积渐而成，发端颇微，中经他因凑合，逐步扩大，对人对事难以截然分清，远因近因更相掺杂，要完全划分清楚，只有由个案研究中获得。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5》：整个的说，学潮或学运是国家的变态现象，也是过渡现象，学生偶作唤醒民众的努力，的确会起警醒的先锋作用。学潮所争，学生偶或有得，但一般言之，犹如利刃，易为所用，而学生往往成为牺牲者，这一点在学运的长期发展中，学生介入政治深化之后，尤为明显。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6》：五四后两三年学生自治的恶果一一浮现，自治内容无限扩大，学生自治变成了学生治校。民国九年北京高师学生实行废止考试制度成功，连带引发了其他学校。表现最激烈的是北大哲学系学生朱谦之，发起废考运动，并用大字报的形式提出“反抗考试宣言”，表明不参加考试也不要毕业文凭。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7》：五四运动，迫使北京政府屈服，学生在社会上谁都尊敬，不料好景不常。五四之后，军阀割据如故，日本进逼如故，学生虽有主张，有理想，也有动作，掰不倒腐败的军阀官僚不打紧，商人还在一旁看笑话，更糟的是落得个“学匪”，甚至“丘九”的浑号。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8》：五四运动或许成功太易，的确给学界带来“学生神圣”“学生万能”的错误观念。因学生自认神圣，往往不问曲直，肆意攻击他人，故处分商人，殴打或监禁校长、教职员的违法悖理情事，也会发生；惟其自认万能，故而不究实际，争着要管辖、干预一切事务。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9》不管湖南学生胆大心热志坚气锐脸厚是否是事实，湖南学生是主义迷，大约并不离谱。他们在五四之后不久便有安（那其）派、马（克思）派。他们满口的主义、劳工专政、无产阶级的胜利、革命万岁、赤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还有什么克鲁泡特金，克鲁泡特银，德谟克拉西，德谟克拉东。

《吕芳上谈民国学运10》一代的学潮反映一代的教育；一代的教育制造出一代的学潮。（在驱逐校长的学潮列表中，意外地发现安徽省立四师驱逐校长章伯钧，原因是囊括公款任用非人）。浙江一师学潮胜利后庄严宣布：“校长制度是不合乎德谟克拉西时代的组织的，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决没有什么‘长’的东西。”

《吕房上谈民国学运11》：有人感慨说：五四以前教员是老子，学生是儿子；五四之后，教员变成儿子，而学生变成老子了。邱椿《中国教育没有进步的原因》：中国教育进步很慢，学生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第一，他们进学校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进学校，是为读书，读书的目标，是为升官发财。这是几万万同胞的通病，我们不能专责备学生。第二，他们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子弟。父母家长期望他们的不是做工人、农人、商人，是做官吏教师并能广大门楣。老实说罢，他们都是贵族子弟。平常过惯了贵族生活，所以初进学校总觉格格难入。并且无形中将贵族生活的精神带到学校里来。手工实习等他们总是敷衍了事不当他们做正式功课。还有一种可批评的地方，就是学生们的行为未免太浪漫。换句话说，他们绝对爱自由。课外活动可不必说。课堂的空气也未免太蓬勃。外国学生在讲堂内不是侧耳静听，就是低头做笔记。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总是眉来眼去，谈谈话，看看报，埋头睡觉的还算是顶好的学生。外国学生很少有迟到，间或有迟到的，都是侧行缓步，轻轻开门轻轻关，神不知鬼不觉的坐下去。中国学生迟到的便大摇大摆，开门关门，使尽蛮劲。铿然一声，吓得全班一跳。坐下去的时候还是威风凛凛有声有色。他们在校外的活动更属浪漫了。他们浪漫的程度恰像德国的大学生或前清考生。平心而论，学生，尤其是弱国的学生，本来应当干涉政治。但是有时候也会妨碍功课。最危险的学生们受种种暗示也随同教员们闹个云翻雨覆。他们又很达观，一切功课和考试，都满以为我不在乎。参考书不看，讲义不念，教员的话不听，教员发问，总以缄默态度相对付，让教员们自己去回答。教员要考试，学生便提倡甘地的不合作主义，教员们便一筹莫展。弄得不好，教员们还要宣告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