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恐吓：亲历者眼中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提示：也许没有被监禁的人很难想像里面的糟糕情形。一般被害者都不允许讨论他们所受到过的虐待。最近推特上在流传这篇文章，希望能够让你了解到底什么是监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实验是由斯坦福大学教授主持，学生参与的，而真实的监狱应该会比这个还要糟糕。
译文：http://dongxi.net/b08yc
英文原文：http://www.stanfordalumni.org/news/magazine/2011/julaug/features/spe.html
内部恐吓
四十年前心理系大楼的地下室发生了什么震惊世界？参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看守、囚犯和研究者们现在对此作何感想？
BY ROMESH RATNESAR （译者： pacinoson）
斯坦福监狱实验
故事从分类信息栏的广告开始。
“研究监狱生活的心理学实验急需男大学生被试。历时一到两周，每天15美元。”超过70人自愿参与这项研究，他们被安置到斯坦福中心广场（Main Quad）乔丹大厅（Main Quad）的人造监狱里面。这项研究由38岁的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主持。他和他的同事们从参与者中选择了24个人，这些人被随机分为囚犯或看守。
津巴多鼓励这些看守把他们自己想象成现实监狱里真正的看守。他明确告诉他们囚犯不可以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是作为看守，他们应该努力营造一种使囚犯感到“无能为力”的氛围。
这项研究于1971年8月17号星期天开始。没人明确知道他们将陷入何种境地。
四十年之后，斯坦福监狱实验依然是斯坦福大学所开展过的最著名——也是最臭名昭著——的研究项目。六天以来，研究中一半的参与者在同伴手下忍受着惨无人道的虐待。他们屡屡被嘲笑、拔光衣服、剥夺睡眠，甚至被强迫把塑料桶当作马桶使用。其中一些人用暴力反抗，另外一些人则变得歇斯底里或者步入绝望的深渊。随着情形陷入混乱，研究者们却熟视无睹的在一旁围观——直到其中一名同事最终站了出来。
大众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迷恋以及它蕴含的意义——用津巴多的话说，“普通的大学生置于那样的情境下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来”——使津巴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但是实验本身也招致了其他研究者的批评，他们质疑使学生志愿者遭受如此极端的情感创伤的伦理问题。这项研究得到了斯坦福人类被试研究委员会（Human Subjects Research Committee）的批准，而津巴多也表示“他们和我们都没有想到”这些看守会如此不人道的对待囚犯。
1973年，美国心理学会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监狱实验符合行业现有的道德标准。但是之后几年，那些标准都被修改以禁止类似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人类被试研究项目。“将人置于那种境地的行为研究再也没有在美国开展过了。”津巴多说。
斯坦福监狱实验成为不计其数的书籍和纪录片的主题。有一部电影基于它改编，也至少有一支朋克乐队以它命名。近年来，随着美国军队和情报人员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虐囚事件曝光，斯坦福监狱实验为我们了解好人如何在恶劣的情境中变得凶残提供了洞见。
这个实验至今仍有巨大的争议——甚至在那些参与者当中。这里，事件中的一些关键参与者将亲口讲述他们对自己的角色的反思以及八月的那六天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狱长
菲利普·津巴多
津巴多于1968年加入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在那任教直至2007年退休。
这项研究最初关注的是个体如何适应一种相对无权力的环境。我的兴趣在囚犯身上，而不是看守。这的确是对影响人类行为的情境的力量一个简单而又伟大的证明。我们希望可以写这方面的文章，而且继续跟进。
津巴多
Courtesy Phil Zimbardo
第一天结束后，我说：“那里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发生。”看守们有种反权威的心态。他们为自己身上的制服感到难堪。他们直到囚犯开始反抗才进入了看守的状态。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我们达成了一种否认的共识——所有参与者实际上都否认这是一个实验，而同意这是一个由心理学家管理的监狱。
我们没有时间反思。我们必须为囚犯提供一日三餐，处理他们的情绪崩溃问题，与他们的父母交涉，还要管理假释委员会。第三天当我睡在自己的办公室时，我已经成为了斯坦福郡监狱的狱长。那才是我，而我再也不是研究者。我的姿势甚至也开始改变——当我进入监狱区时，我会将我的双手放在背后。我以前从没这样做过，那是将军阅兵时所采取的行走姿势。
我们安排所有参与者——囚犯、看守和工作人员——在周五接受那些没有参加实验的教员和研究生的访问。刚刚完成博士学业的克里斯汀娜•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于前一晚过来探班。她站在看守区外面，看着看守们为了10点的厕所操练把囚犯排成队列。囚犯们出来后，看守们给他们戴上头套，装上脚镣，并且让他们的手搭在前面的人的肩膀上，像连锁囚犯一样。看守们对着囚犯大喊大叫，夹杂着污言秽语。克里斯汀娜情绪开始激动，说到：“我看不下去了。”
我追了出去，和她在乔丹大厅外面争吵起来。“你对那些孩子们做的事太可怕了。见到那些我所见的东西，你怎么能对他们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呢？”可是我真没有看到她所见到的东西。随着一股羞愧感袭来，我意识到我已经被监狱实验改造成一个监狱长。于是我说：“你是对的，我们必须要终止这个研究。”
（在此研究进行期间）圣昆汀（San Quentin）监狱有人尝试越狱，而（前黑豹党（Black Panther）成员）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被枪杀。数周后阿提卡（Attica）监狱又发生了骚乱。两个政府调查委员会开始举行听证会，而我则飞往华盛顿出席一个国会组织的有关监狱本质的听证会。我从最开始对监狱一无所到慢慢变成了一个专家。但是我也努力去学习更多。我访问了全国各地许多的罪犯教养所。我为斯坦福的学生开展了一个项目，让他们在监狱教课。多年来，我与20位犯人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实验。我的同事们可能从没有对它进行过多的思考。但是这个监狱实验却让我更加清晰的意识到权力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我对我作为老师所拥有的权力也更加敏感。我在教室里开始下意识的减少权力的消极影响。我鼓励学生们挑战质疑我。
我想我更爱自我反省了。那些经验使我变得更慷慨，也更开放。我认为它使我成为了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举报人
马斯拉奇
Courtesy Christina Maslach-Zimbardo
克里斯汀娜·马斯拉奇
71级博士马斯拉奇成为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她和津巴多于1972年结婚，现居于旧金山。
我刚拿到我的博士学位，正准备离开斯坦福开始我的新工作。菲尔和我已经开始约会了。我从没有想过要参与监狱实验。在实验开始的头几天，我从菲尔那听到一些消息，但没有具体细节。尽管我感觉到那里正在变成一个真正的监狱——人们不仅仅是闲逛，而且是真正身陷其中了。但是我还是不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最初菲尔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直到我真正走进地下室看到监狱时才发现他身上的变化。我遇见一个看上去和蔼可亲而且魅力四射的看守，但之后当我在监狱里再次见到他时，却发现囚犯们列队来到他的房间下跪。“我的天啊，这里发生了什么？”当时我想。我有些反胃，感到不舒服。我说：“我看不下去了。”但是其他人却若无其事。
菲尔过来对我说：“你怎么了？”“我不了解你了。你怎能对此视而不见？”当时我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如果我们之前没有约会，如果他不过是别的科系的教工，发生了这样的事后，我可能会说：“对不起，我要离开这里。”并且一走了之。但是因为这个人是我越来越喜爱的人，我想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留在那里。我开始还击，以跟他大吵一架而告终。我想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过如此激烈的争吵。
我害怕如果这个研究继续下去，他将成为一个我不再关心的人，不再深爱的人，以及不再尊重的人。假如他继续做这个实验，我将会做什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坦率的讲，我并没有答案。
研究对我最显著的影响是它向我揭示了一些问题的严重性，即人们如何应付一些极端的情绪困境，尤其是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比如他们必须管理人事、照顾他人，或者改造犯人。所以我开始进行访谈。我访问了一座真实监狱的一些看守，和他们谈论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对自己所做事情的理解。最初，我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只是尝试去倾听。
训斥：囚犯们被迫穿上长袍——“女装”——从而削弱他们的锐气并且羞辱他们。
斯坦福监狱实验
我也访问医院和急症室的工作人员。渐渐的，我心中的图景清晰起来。当我向别人描述我的想法时，他们告诉我：“我不知道这在其他职业里被称作什么，但用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叫作‘倦怠’（burnout）。”我的职业生涯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都用来研究倦怠——什么引发了倦怠，我们如何干预它并且怎样帮助人们更有效的应对它。这些有关倦怠的工作都可以追溯到我在监狱实验中的经历。
有时候人们会走过来——在会议中，或者是那些选了心理学课程的学生——对我说：“天啊，你是个大英雄！做英雄的感觉怎么样？”这总是让我感到很意外，因为当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英勇。监狱实验也让我对“英雄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它不是自我中心的，比如“我要冲进那栋着火的大楼”这种事，而是发现那些需要被指出的问题，并且告诉他人，我需要帮助，我要做出行动让事情好转。
看守
戴维·埃谢尔曼（Dave Eshelman）
埃谢尔曼是斯坦福一位工程学教授的儿子，当时他正在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念书。他是监狱里最凶残的看守。他把自己塑造成《铁窗喋血》（Cool Hand Luke）里施虐成性的监狱看守（由斯特罗瑟·马丁（Strother Martin）饰演）。如今他在萨拉托加（Saratoga）做房贷生意。
埃谢尔曼
Toni Gauthier
里面我唯一认识的人是约翰·马克（John Mark）。他是另外一位看守，而且值班时间也和我不同。这很重要。如果有囚犯在见到我之前就认识我，我将不可能做成任何事。他们将立马看穿我那些装模作样的表演。
发生在我身上的并不是意外，而是有计划的。我在脑海中制定了一个确切的计划，我想要迫使一些行动产生，迫使一些事情发生，这样研究者们才有事可做。毕竟，如果我们像在乡村俱乐部一样正襟危坐，他们能有什么收获呢？于是我特意创造了这个一个人物角色。我在高中和大学时曾参与各式各样的戏剧创作。这对我来说非常熟悉：登台前戴上他人的人格面具。某种程度上我也在进行自己的实验，试图问：“我能推进多远？在人们说出'住手‘前他们会做出多少施虐行为？”但是其他看守没有阻止我。他们似乎也融入其中，并且听从我的指挥。没有一个看守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事实上，在我增加恐吓和精神虐待时，我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在伤害别人。我对此也很后悔。但是从长远看来，并没有人遭受到持续的伤害。当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丑闻爆发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对我来说太熟悉了。我明确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我能想象自己置身监狱其中，然后看着那里失去控制。当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人监管，也没有人介入并且告诉你：“喂，你不能这么做！”——情况将持续升级。你会想，我们如何做可以比昨天更爽？我们如何做出更粗暴的事？对于那一整个情境，我都感到非常熟悉。
有时人们了解了这个实验，见到我后就仿佛在说：“天啊，这人是个精神病！”但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会对此一笑了之。
约翰·马克
马克当时在斯坦福正步入大三。他于1973年毕业，拿到了人类学的学位。他居住在旧金山湾区（the Bay Area），在凯萨医疗机构（Kaiser Permanente）已经做了17年的医学编码员。
马克
Toni Gauthier
大二那年我是在法国度过的，并于当年春天返回校园。那是我生命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前一年的感恩节过后，我和一些朋友去了阿姆斯特丹。你必须明白那是七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去往一个可以买到毒品的酒吧，买到了大麻，并且随身带走一些。在法国边境上，我们被逮捕了。几个小时后，法国边境警卫告诉我将要坐牢。尽管最后他们释放了我，但我的确被吓个半死。
当我看到这个监狱实验，我想到我能为它提供一些个人的生活经历。我觉得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实验。我告诉他们我所经历的一切，以及成为囚犯对我来说的巨大意义。尽管我对自己被分配为看守感到很失望，但我还是竭力做到最好。
我白天值班时，没人做出任何出格的事。但是津巴多想尽方法来制造紧张。比如强迫睡眠剥夺——他真正在挑战大家的极限。我一点也不喜欢不断地烦扰他人并且叫他们背诵自己的囚犯编号来报数。我也反感他们把人单独囚禁。
在我人生中的那段时期，我每天从头到晚都飘飘欲仙。参加这场实验前我欣喜若狂；休息和午饭时都兴高采烈。参加实验后我也心情愉悦。我随身携带大麻，每天都想分给囚犯。看着他们的脸孔和其中透露的沮丧，我感到很难过。
我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实验会持续真正两周。我觉得津巴多试图创造一个戏剧性的渐进高潮，然后尽快终止它。我想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他都知道他想要什么，并且以此来塑造实验——通过如何构思实验到最后如何结束实验——从而与他已经得出的结论取得一致。他希望自己有底气说，大学生、那些有着中产阶级背景的人因为被赋予了角色和权力也会自相残杀。
变得真实: 研究者和看守认为维持这样一种幻觉很重要，认为这里是真正的监狱，而不是心理楼的房间。
斯坦福监狱实验
基于我的经验和我的所见所思，我觉得这有些夸张。我认为这个真实的事件不值得大书特书。我从不会，也从没有改变我的观点。
哈尼
r.r. jones
研究者
克莱格·哈尼（Craig Haney）
71级硕士，78级哲学博士和法律博士哈尼是津巴多的学生。他负责监督整个实验并且分析从中搜集的数据。哈尼后来成为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大学（UC-Santa Cruz）的教授。他是研究监禁的心理影响的专家，也是一名监狱改革的倡导者。
我们以为最后只会观察到细微的行为改变。在决定是否做这个实验的过程中，我们有过动摇的时刻。不是因为我们料想到实验会失去控制，而是因为我们害怕什么也不发生。我记得有人曾问：“如果他们就在那弹两周的吉他呢？那时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人们曾经对我说过，你一定已经知道这是注定要发生的。我们不知道，而且我们也不是凭空想象。我们查阅了大量文献。我们只是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状况。亲眼见证人的行为改变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体验。我也可以直白的告诉你，我从未想忘掉它。我花了大量时间与真正的囚犯和看守在一起，目睹我当年读研时所见到的景象。这个时候我对可以将好人转变成任何人的体制环境的力量也心生一份敬畏之情。
斯图·勒温是情绪崩溃的囚犯之一，他们一起推进了研究的及时停止。
斯坦福监狱实验
我同样意识到人们的适应之快——某天还让你震惊不已的事物一周后就已经让你提不起兴趣。在研究过程中，有一次我们决定把囚犯搬到监狱不同的区，我们意识到这样他们会看到自己在哪从而想起自己不在监狱——他们不过是在斯坦福的心理系大楼。我们不想让这样的事发生。
于是我们给他们的头套上纸袋。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情景时，的确很震惊。第二天我们给他们套纸袋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想了。这在所有监狱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你对此习以为常。我对单独监禁有过很多研究，关注这种超强度安全管理监狱（supermax prisons）对人的心理影响。在那些地方，当囚犯接受所谓的治疗咨询时，他们实际上是被关在笼子里。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对这些笼子熟视无睹。
研究中的囚犯在实验结束前倍受蹂躏。那些没有失控的囚犯甚至也被伤害。这的确是一段痛苦的经历。而我也从中吸取了教训。真正的囚犯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痛苦并且表现的若无其事。监狱实验揭示了如果人们没有戴上那张漠然面具，监狱里将会发生什么。我和囚犯谈话时试图了解他们真正的生活，如果没有我在斯坦福的经历，我想我不会真正和他们共情。有人会说六天之内，那些在真实监狱司空见惯同时又没那么残酷的遭遇可以摧毁十个健康而且韧性十足的大学生。——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囚犯
理查德·雅科（Richard Yacco）
雅科当时是一名社区大学的学生，他在津巴多的监狱协助调查了一个针对监狱环境的抗议。在显示出抑郁征兆后，他在实验初期便被释放。他从事过电台和电视制作的工作，现在他在奥克兰（Oakland）的一所公立高中教书。
那时我正在考虑：如果我被派往越南打仗，我将怎么做？我会愿意进监狱吗？我想，既然我有这方面的考虑，那么监狱实验将使我对此做进一步理解。
第一次真正使我不知所措的是睡眠剥夺。在他们第一次叫醒我们的时候，我并不知道那是我们入睡仅仅四个小时之后。直到他们让我们起床，叫我们做一些运动再回去睡觉，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在打乱我们的睡眠周期。第一夜多少有些让人惊讶。
雅科
Toni Gauthier
我已经记不清囚犯们什么时候开始了反抗。我记得自己反抗看守的指令并且愿意进幽闭间。作为囚犯，我们很团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做出消极抵抗，然后制造麻烦。那是那样一个年代。我希望能上街游行反对越战，我曾参与过争取民权的游行，我也试图了解如果我在服役时中能做什么来反抗军令。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在做试验，用自己的方式反抗权威或者支持自己的信念。
我父母在访客夜过来看我。看到我的样子后，他们很担心。我告诉父母他们扰乱我的睡眠，而且不给我们机会去洗澡。我的外貌引起我的父母，尤其是我母亲深深的忧虑。
当我问（津巴多的团队）如果我想退出需要做些什么时，我被告之，“你不能退出——你已经同意呆在这里完成整个实验。”在那时，我觉得自己真正是一个囚犯。我意识到我已经许下承诺，而且也无法改变现状。我已经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囚犯。
最终，我被“假释委员会”假释。他们周四晚上释放了我。就在那时他们告诉我他们决定第二天终止实验。之后我了解到我之所以被选中（假释）是因为他们认为我将是第二个崩溃的人。我有些吃惊，因为我认为我绝对不会得抑郁症之类的病。
家长指南: 津巴多和囚犯的家长见面，解答他们关于监狱条件和囚犯精神状态的疑问。
斯坦福监狱实验
对于这个实验，我想到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当社会给你分配了某个角色，你是否会具有这个角色的特点？我在奥克兰的一个内陆城市的高中教书。这些孩子不用参与实验见证那些可怕的事情。我们为孩子创造很多机会，也为他们提供巨大的帮助，但是使我和同事们感到灰心的是，为什么他们却不好好利用这些条件？为什么他们要逃学？为什么他们脑袋空空的来上课？我想其中大部分原因是监狱实验所揭示给我们的——他们沉浸在了社会为他们订造的角色之中。
参与斯坦福监狱实验是一段我可以在课堂利用和分享的经历。那时我还是个青少年，那也不过是我生命中的一周。现在，四十年过去了，监狱实验对社会还具有巨大影响，而人们对此也依然兴趣浓厚。你所卷入的事情有朝一日也许会成为你人生中的关键点，对此你很难预料。
注：Wikipedia上对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解释：
斯坦福监狱实验（英语：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
囚犯和看守很快适应了自己的角色，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2人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最后，津巴多因为这个课题中日益泛滥的反社会行为受到警告，提前终止了整个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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