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同志革命的干活？

中山同志革命的干活？:

中山同志革命的干活？

二次革命还没有完全失败呢，中山先生就逃向了日本。虽然袁政府要求日本不得接纳中国的叛党，但是一者中山在日本有人缘；二者，日本一直利用中山反袁，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呢，所以中山不但在日本落了脚，还开始组建中华革命党。其基本构架是：

第一，党中所有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指派。这也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袁那边在政府中称帝，孙这边在党中称帝。经过二次革命，两人倒是殊途同归了。按唐德刚先生的评价，两个人乃一枚铜元的两面，只不过一个在野，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在朝，将独裁进行到底。

第二，党员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这样分级，一是革命时好说话，党大一级压死人；二是革命后方便分赃，省得下岗党、失意党不安分，将革命进行到底，又是二次革命，又是三次革命的。具体分赃方式：首义党员有优先参政、执政的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普通党员仅有选举权。孙行者这一手，明显是学了白莲教，只不过中华革命党是干股，白莲教乃是现金股。白莲教交的党费叫根基钱。革命成功后，可按根基钱的多寡偿还。比如根基钱一百可得土地一顷云云，股红还是挺高的。

第三，他党不得存在，全国人民均成为革命党党员之后才会有真共和的出现。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最恐怖的是，孙中山还让党员们立约宣誓，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不惜牺牲等等。党员们一听，蒙了。孙大侠这是咋了？革命不能这么搞哇。但是孙先生不以为意，解释说：革命必须有唯一之领袖；革命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我首倡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离开我讲民主共和，乃是南辕北辙，大家要盲从我；再举革命，非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没有革命导师了。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孙行者蓦然发现，列宁才是真正的革命导师——俄国革命比中国晚六年，却能成功，成功的原因当是以党治国！于是他决定以俄为师。可是当有日本人问他，其三民主义是否师承列宁学说时，他很不快，回曰：“我辈之三民主义首渊于孟子，更基于程伊川（程伊川，宋大儒，宋明理学主要奠基者之一，史称小程）之说。孟子实为我等民主主义之鼻祖。社会改造本导于程伊川，乃民生主义之先觉。其说民主、尊民生之议论，见之于二程语丝。仅民族主义，我辈于孟子得一暗示，复鉴于近世之世界情势而提倡之也。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文虽不肖，岂肯尝列宁等人之糟粕。况如共产主义，不过中国古代所留之小理想者哉。”

中山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虽然他一直号称自己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但是把他的三民主义称作列宁主义，他不乐意。一句话，他不想宗列宁的主义，他只想拿列宁的以党治国，来完成自己的主义。

另一方面，既使对自己的主义，中山也把握不准，因为先生一直变化中、矛盾中。比如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后，他认为民族、民权的目标已经实现，所以提出了一民主义；宋案之后，他认为民权主义仍没有实现，又改为二民主义；袁世凯死后，他以为一死百了，遂再次改为一民主义；发现袁世凯死了也没解决问题，又恢复三民主义。有关民族主义，他认为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民族，但却没有民族主义，于是开始提倡民族精神，什么忠、孝、仁、义、信、爱、和、平等，甚至连人心问题都提出来了。有关民权主义，共和那样的代议制，民国都玩不好，他反而提出了直接民权；直接民权也罢，反过来他又认为人按天赋分为三等，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不知不觉者不会争民权，那么需要前两种有知有觉者争出民权奉送给大家……整个一锅疙瘩汤。有关民生主义，他认为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有四大流派：共产社会主义、集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而他所取的是国家社会主义。但这个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主义，他的解释又很模糊。虽然如此，他有一个主义却是确定的——那就是举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毕三功于一役，一揽子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也叫孙氏版的跑步进入三民主义吧。当然，二次革命的失败告诉他，一下子跑进不容易。于是他重新调整跑速，确立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如何一级一级完成呢？先是以党建国，后是以党治国，形象的说法，就是党啊亲爱的妈妈：“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 问题是吃党妈妈乳汁的婴儿能否成年，党又如何愿意还政于民，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我们还是看实际操作吧。

1921年，中华革命党改称国民党。再之后，就是联俄联共了。他对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人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 先生还是看中了共产党的党治精神吧。

联俄联共之后，先生的党治思想进一步明确：第一，以党治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党建国，第二阶段以党治国。第二，党和政府的关系是，党在政府之上，党是政府的总枢，政府接受党的指导。第三，党和他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第四，党治的最终目标是民权。民国以民为本位，而民以党为凭籍，党是全国人民的代表。……后来的蒋介石忠实执行了国父的这种党治精神，并且发扬广大，走向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脑袋的最高境界，铁打的江山，蒋介石一个人党政军全兼。

看来，党治如何走向宪政，先生考虑不周。历史没给他机会，否则，他还会看到导师和师弟们的走向。

导师当然是苏联啦。列宁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中山先生若在，会不会说三民主义比任何主义都要民主，国民党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呢？

师弟中的代表是德国吧。希特勒也学苏联以党治国。装甲兵之父古德里安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

“自从1938年以后，德国的内阁就从来没有再开过一次会议了。各位部长都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单独的工作。

“在政府机构以外，又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党的机构，与政府机关平行。希特勒的口号是这样的：‘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这些人多半是不学无术，出身市井，实不在够资格担任高级的职务。

“因为有许多党老爷也都企图效法希特勒，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政治的风气大坏，全国的行政系统变得糟不可言。

“在司法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独裁者的命令已经取得了与法律一样平等的权力。同时国会也已经形同虚设，这种情形正和苏联类似。”

中山先生泉下有知，不知何感？

如果历史给中山机会的话，我们真不知道他会走向何方。因为直到走向生命终点，中山对于中国的设想也还是一个模糊的愿景，他把它叫作“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正如陈志让先生所言：“他所憧憬的新中国不很清楚，达到那个新中国的步骤更不清楚。”

中山先生曾设想，自己以在野身份筹60亿元，10年时间修20万里铁路。以实际投资来看，到1911年，中国所有官办与民办近代企业资本总额是3亿元。内资不行，就借外资，而外国对华铁路直接投资，截止到1913年，总额9.6亿元；铁路贷款截止到1937年，总计7.2亿元。而1912-1919年，北洋政府修建的铁路总计不到2000公里。一百年过去了，据新闻报道，中国铁路运营里程到2012年将达到11万公里！

某种程度上，中山先生的毕其功于一役，让欧美瞠乎其后的狂想，不亚于毛泽东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且跑到也不进，还要在门口等赫鲁晓夫！中国的革命领袖，怎么人人跟传销大王似的，一夜之间就被传说中的肉包子砸晕了呢？

中山先生临终前的遗言家谕户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站在保守主义的角度，这很恐怖。我一直认为，革命既是先生的遗产更是先生的宗教。先生乃革命的教主，一生迷信革命，认为革命是万能的，一革命，万事OK；如果不OK，那么继续革命。

1910年，先生在旧金山给华侨们演讲曰：

“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求性命之唯一法门。

“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辞也。

“中国今日何以必需乎革命？因中国今日已为满洲人所据，而满清之政治腐败已极，遂致中国之国势亦危险已极，瓜分之祸已岌岌不可终日，非革命无以救垂亡，非革命无以图光复也。

“美洲华侨去国太远，不知祖国之近情，故犹以为革命不过为小人之思想，而不知实为全国之风潮也。

“有明知革命乃应为之事，惟畏其难，故不敢言者。此真苟且偷安凉血之动物，而非人也！若人者，必不畏难者也。如诸君之来美，所志则在发财也，然则天下之事，更有何事难过于发财乎？然诸君无所畏也，不远数万里，离乡别井而来此地，必求目的之达而后已。今试以革命之难与发财之难而比较之，便知发财之难，必难过于革命者数千万倍也。……凡一民族立志革命者便无不成功，而凡一人立志发财则未必成功。……以有千万倍之难之发财，而诸君尚不畏，今何独畏革命之难哉？

“革命直一反掌之事耳。惟惜中国人民尚未有此思想，尚未发此志愿。是中国革命之难，不在清政府之强，而在吾人之志未决。望诸君速立志以实行革命，则中国可救，身家性命可保矣。”

1924年，先生给广州的商团和警察演讲曰：

“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来，一个国家由贫弱变到富强，由痛苦变成安乐，没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人类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进步。人类的思想，总是望进步的。要人类进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所以我们要人类和国家进步，便不能不革命。

“简单的说，革命是救国救民的事，是消灭自己灾害为自己谋幸福的事，为四万万人谋幸福的事。这个道理便是革命的道理，这个革命的道理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

“革命是人类的觉悟，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革命之成功，就像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一样，一经发动，断没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便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但每失败一次，势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广州来革命，诸君如果问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复是‘不知’。

“成功是人民的事，于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革命的发起人，要人民来赞成革命，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成功；少数人赞成革命，自然难以成功。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功不成功，是人民的责任。”

老实说，这还不算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革命由宗教信仰走向神圣权威。正如姜义华老先生所言：

“由于革命已成为神圣的权威，革命便成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在理性法庭面前，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现在，在革命法庭面前，人民由于对革命的态度不同，而被划分为革命的、不革命的乃至反革命的。只要赞成革命，有利于推进革命，一切手段都受到肯定；而只要不赞成革命，或仅对革命有疑虑、有保留，更无论反对革命，他们的主张与行动不管是否具有合理性，都要被斥责，被否定。”

中山先生也知道革命动机与革命结果不是一回事：

“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

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先生才感慨曰：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

“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而是民国的敌人。

“我觉得有许多民国国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国里的犹太人，他们的意中别有一个国度。

“我觉得许多烈士的血都被人民踏灭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窃以为，末代皇帝溥仪的家庭教师、英国的中国通庄士敦先生的一番话更足以概括革命的本相：

“当北京和南京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时候，我正在威海卫……我们发现，很难使当地18万中国居民相信皇帝已经退位的事实。一连几个星期他们都默默地对此抱着怀疑态度。在那个离孔夫子家乡不远的地方，人们对革命的反应十分冷淡。居民们真正理解共和概念的也许还不到50人，他们也不想理解这种概念。

“威海卫人的愚昧（或称之为冷漠，如果这个词更合适的话）和他们的大部分中国同胞是一样的。

“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将随着共和制的建立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尽管人们对清政府的儒弱表示不满，但对满族的痛恨也并非那么普遍。革命党人发明的反满口号很快被大量中国人拾起，虽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概念并不清楚。象鹦鹉学舌一样，他们也学会了呼喊‘打倒满清’。从此以后，随着风气的改变和时代的需要，无数学生和群众也学会了呼喊诸如‘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国’、 ‘打倒日本’、‘打倒不平等条约’打倒这个或那个将军、政治家等等之类的口号。无数中国人在1911年被革命的细菌传染，并于一夜之间在没有具备任何新思想的情况下变成了暴力反满和反君主政体者。后来，据我所知，他们中间很多人为此感到惭愧，并承认当他们被卷入政治漩涡时暂时失去了理智。”

中山先生的意思是，革命成不成，责任在人民，他只负责煽风点火；庄士敦的意思是，诸多受了革命细菌传染的人，过后很惭愧，被革命传销大王点爆了。现在，我们能有什么意思呢？谁来负责任？谁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