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于2012-3-5发布 累计浏览53次
九
其实，文革一开始之后，在那昏天黑地的日子里，刘文辉就一直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中国社会的变化。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他，白天被监督劳动，所以只能夜晚偷偷读书思考，或奋笔疾书。刘文忠回忆说，有十几个深夜，他睡了一大觉醒来，见辉哥竟还呆呆地坐在书桌边。他为了不妨碍父亲和弟弟的休息，将台灯罩了张报纸，遮蔽了大部分光线。刘文忠知道，他哥哥在默默地思索：在这文革祸水滚滚、狂澜滔天、国家民族生死危急关头，他该如何抗争。
刘文辉虽然处在被日夜监视的状态下，但他不甘寂寞，常叫弟弟下班后到当时运动最激烈、大字报最多的地方，以及中央文革指使北京红卫兵煽风点火最活跃的场所，去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后来，他干脆自己偷偷出外去看大字报。深夜十点钟后，他叫弟弟把自行车推到附近市民新村，自己轻手轻脚摸到约定的墙角边，骑上自行车，转眼消失在朦胧夜幕中。天蒙蒙亮时，他猫手猫脚溜回家中，往往情绪激动得无法抑制。
刘文忠记得，有一次，他哥哥在交通大学看大字报，知道北京林学院学生写了一篇提出“踢开中央文革小组，自己起来闹革命”，并因此引起院校中“怀疑一切”思想的辩论。他回家告诉弟弟，这个观点值得引导开展讨论。于是他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连夜去交大校园张贴。第二天刘文忠再去看这张大字报，听说引起大学生们的轰动，两派组织展开激烈争辩，但几天后他辉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作为一种“反动观点”被覆盖掉了。
在复旦大学，有不少大字报受北京谭力夫鼓吹的“血统论”影响下，大肆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从来如此”。刘文辉忍不住，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叫弟弟半夜看到无人时去贴。他指出谭力夫这对联不是真理，而是绝对错误——“血统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
还有一次在同济大学，刘文辉在一张大字报上用粗体钢笔字写上：“彭真是人不是‘鬼’，毛泽东同样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犯错误，毛泽东犯的错误不比别人少……”。辉哥天亮时偷偷摸摸回家得意地告诉了弟弟，并叫弟弟下班后去看看这张大字报的情况。刘文忠既担心又好奇，到那里发觉不妙，三哥写字的这张大字报被撕掉，公安局旁边还贴了一张告示：“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文化大革命，最近发现有人涂写反革命标语……希望革命师生擦亮眼睛检举揭发。”
当然，刘文辉“戳一枪”的这些做法，不能起到大的揭露文革真相的作用，但通过这几件事，他一直在深思，并跃跃欲试。
有一天夜里，刘文辉在华东师大看到一张题为《一个右派分子恐吓信》的大字报在大学师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件事直接触发了他酝酿许久的计划。之后这一段时间，他写成了二本小册子，一本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另一本是《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刘文忠帮哥哥收藏这二本书时，匆忙翻了一下，迄今还记得在第一本中有这样一段话：“毛泽东一生追求暴力革命与造反，他一生贯穿的就是斗争哲学。他的治国方针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他把六亿人民捆绑在他的革命战车上，一直车轮滚滚，一场又一场政治斗争从未间断过，……斗得国家天昏地暗，斗得党内草木皆兵，斗得人民心惊肉跳，唯有他躲在红墙大园中南海偷偷乐。”书中指出：毛泽东是“斯太林加秦始皇”，有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显然，刘文辉能写出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是经过长期的理想思考，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书，也通读过《鲁迅全集》，而且对胡适的思想也不陌生。他曾起草一张大字报，让他弟弟乘夜张贴到上海交大的校园里，其中说：“我们提倡怀疑是反对武断，反对一切教条主义，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和组织，对于一切思想，一切主义，必须要通过怀疑，而后可以相信。必须仔细考究过，然后可以相信，否则就是盲从。我们要提倡坚持独立思考，反对思想专制，反对精神奴隶。”从中不难看到胡适思想对他的影响。
连邓小平都深有感触而且极其正确地指出，像文革这样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确，文革只能发生在严重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度，文革也只能发生在一个缺少独立思考的民族。在当时一个举国疯狂的造神时代，刘文辉发出这样清醒、理智的声音，是多么了不起啊！
十
刘文辉撰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是在1966年9月28日的深夜。
他已经深思熟虑了。犹如一个勇士孤身扑上敌人的枪口，他断然摊开了“十六条”公报，对着伏案奋笔疾书起来。弟弟则受命在门外放哨、望风，以防有人来窥探。刘文辉一口气写了四个小时，写了近万字。第二天夜里，他怕自己的字体太特别容易被人认出，所以考虑再三要弟弟帮忙重新抄写。刘文忠一连两天抄写到半夜，复写成十四封长信，每封信有十张信纸厚。他一边抄写，一边心里阵阵颤抖。那不是信，而是一排排密集的巨型炮弹，是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向祸国殃民的阶级斗争谬论猛烈开火的巨型炮弹！当他第一眼看到文章内容，心跳加速，脑海中马上跳出“杀头”二字。但辉哥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对弟弟说：“今天毛泽东疯了，共产党也疯了，这文化大革命正要逼疯全民。国家不能这样随独裁者为所欲为地摆布。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这民族就没有希望了！”
刘文辉还一再对弟弟说，“兄弟，这件事败露是要杀头的，你敢不敢做？”
刘文忠从小崇拜辉哥，对他一贯言听计从，但还是劝他辉哥说：“中国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何必撞到当局者的枪口上呢？”
刘文辉回头瞥了一眼早已熟睡的老父亲，轻声但坚决地说：“如果人人都像爸爸这样逆来顺受，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接着他果断地激励弟弟：“我们年轻人再不能继承爸爸的软弱可欺了，而要发扬二位舅舅的傲骨抗争，学习历代志士仁人‘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无畏精神。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苦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么，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他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做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说毕，他猛然站立起来，面对窗外漆黑色的夜空，双目闪闪，凛凛无畏。誓言无声。但弟弟好似听到他的心声，听到他呼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他铁骨铮铮、视死如归的身影边，弟弟也热血沸腾，果断地打消犹豫，答应去杭州投寄。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清晨，只有十九岁、腿有残疾的刘文忠，怀揣着哥哥已装进信封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悄悄地离开上海的家，去到杭州，将十四封信沿着湖滨大道一路上的邮筒投入，收信地址都是哥哥精心挑选的，是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最著名的大学的组织。
事后，刘文忠离开单位冒充红卫兵北上大串联。近一个月后，在11月27日，回到家中。当天深夜十一点左右，正在疲惫沉睡中的他，突然被冲上楼来的便衣警察反铐了双手。他被警察推搡出门时，看到几个便衣用枪顶着他辉哥的胸膛，也把他反铐起来。就这一瞬间，辉哥回头颔首嘱咐弟弟：“不要怕！镇定点。”
二辆灰白色警车行驶半小时左右，进入一所大院。刘文忠被推进了一间提审室。灯光贼亮，雪白的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从此开始长达七天六夜、接连十几场的密集审讯，那几个审讯员像催命鬼似的紧紧盯牢刘文忠不放，不给一点喘息的机会。在他们如此强大的攻势和他们列举的一系列人证物证面前，刘文忠轻易设置的“堤防”节节崩溃，只得老实承认了国庆节到杭州投寄了十四封“反革命匿名信”；承认了曾将自行车深夜借给辉哥，让他去交大、复旦、同济、师大、外语学院等大学里看大字报；还承认了文革开始以来把外面发生的动乱、散发的传单、某某人被抄家批斗等情况收集告诉了辉哥……。
短短四个月后，即1967年3月9日，刘文辉就被判处死刑，继后又被押在市监狱死牢里折磨了十四天。3月23日，当天下午，在一场名为“坚决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庆功大会之后，刘文辉就在上海最大的文化广场示众后枪决！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公开杀害的人。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67年度沪中刑〈一〉字第3号）上列出的刘文辉“罪行”有：
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
1964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判反革命罪管制三年”；
1966年“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专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美帝”……
刘文辉被处决后，公安局通知家属去领遗物：一床被头、一双高帮皮鞋、一些衣物等。心存期望的父母知道儿子一定会留下什么遗言，细心拆除被单，发现被角里藏着折迭得很小的纸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用生命代价换来的遗书！遗书用二张十六开练习簿纸写成，正反两面写得密密麻麻共四页纸，最后的签名和诗词都是咬破手指用鲜血写的，比较模糊。
父亲提心吊胆地把遗书收好，后来交给五儿刘文龙保存。不久刘文龙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他知道自己私藏三哥血书，只要被人发觉势必遭殃，便偷着回家把遗书原件烧了。在烧之前，为了把遗书内容完整保存下来，他除了死记硬背，还把遗书一字一字分别拆开，用红笔作记号划在毛选“老三篇”内容中，再用电话号码程序编写全文内容。值得庆幸的是，整篇遗书后来通过这个办法还能复原。
刘文辉在他写于1967年3月20日的遗书中说及他被害前一些细节：3月9日四时许，刘文辉被关在一间私堂，与外人隔绝，一人递给他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这人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他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刘文辉的上诉书这时才刚写好。为此，刘文辉在遗书中说：
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他们逼我在不大于50平方尺的法庭中与外人隔绝，在法警的强力下驯服的。此遗书一定要保存，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他们。
遗书提到他写的已被红卫兵抄去的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提到传单《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刘文辉写道，此传单因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他被害的导线。他在传单和书稿上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情操可以用诗概括之：
从诬“反右坏修资”，非盗非奸非乖暴。
反右幸尝智慧果，敢做普鲁米修斯。
锁国应出土玄奘，焚坑犹揭条石落。
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刘文辉继续写道：他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他要求亲人不要难过，也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他，或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他的生平。他的正义行为，毛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他相信如同斯大林死后俄国升起希望一样，毛死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将会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刘文辉说，因他的死，在毛政权下家人只能受侮辱、损害，但他相信，毛政权倒台后，他作为烈士，必能恢复家人的光荣。
刘文辉还在遗书中辟出段落再次狠狠批判毛泽东。他还说他写了七首诗词，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讽刺毛泽东和林彪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刘文辉说他临刑前十分抱憾的一件事是，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一份《人人报》或“层层驳”，其内容集中针对毛的反动方面。他希望有人接任。
刘文辉被害前这样宣布：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志士的血躯来摧毁。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这是刘文辉在短暂人生旅途向天地发表的战斗檄文。真是一身正气冲云霄，满腔热血洒征程！当人们读到这篇临终者以鲜血写成的血书，不能不肃然起敬！都会为他舍身反抗邪恶狂潮所震撼，为他睿智敏锐的洞察力所折服，更为他英年早逝而婉惜！
到目前为止，刘文辉一案的档案仍属保密，亲属仍无法查阅此案资料，无法获知他被折磨被杀害的细节真相，也看不到那些“反动罪证”。不过，由此也可以断定，刘文辉的案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极其敏感的，当局难以公布。
十二
刘文辉和陆洪恩等人以死对抗的十年文革这个浩劫究竟有多大多恐怖？不计无形的多少代也无法复补的民族摧残，只以有数字可算的：全国遭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两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这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冤枉死亡者的遭遇，恐怕永远都无法全部厘清了。一些主要的被杀害的烈士的粗略资料，可以从例如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等书报杂志上找到；刘文忠也给我看了一份他整理的名单。根据我手头的资料，除了本文所叙述的刘文辉和陆洪恩之外，比较著名的血祭文革者还可以列出很多，例如：
林昭，女，1960年10月被捕，1968年4月29日被处决，是年不到三十六岁。罪名是：1957年划为右派，此后死不改悔。批判共产风，为彭德怀鸣冤，建议学习南斯拉夫经验。1959年参与�物《星火》反革命集团。1965年判刑二十年。在狱中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等书写血书，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写诗文二十余万字，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1980年12月30日平反。
王佩英，女，1968年10月被捕，1970年1月27日被害，是年五十四岁。罪名是：自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并散发反革命标语一千九百余张，反动诗词三十余首。1964年夏，公然提出：毛泽东应退出中央领导层。同时提出退党。文革中进一步撰文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已走向历史反面，应退出历史舞台。她在酷刑毒打与迫害之下，始终坚持信仰，多次公开表明自己理念。判处极刑后，因反抗被勒死于刑车。1980年5月8日平反。
吴晓飞，1968年5月7日被捕，1970年2月27日被处决，是年仅二十一岁多。罪名是：于1967年11月至1968年4月，写了两篇各长达二十余万字的政论，认为江青是“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发动武斗的祸首”；说批判刘少奇乃是“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的迫害”；认为文革“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指出林彪“有阴谋”，把毛泽东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1980年6月平反。
遇罗克，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在他于1966年2月寄给上海《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发表时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中，点名批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针对文革中风行一时的血统论，他在1966年9月写出著名的《出身论》予以严词批判——人们把遇罗克的《出身论》称作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出的中国第一部《人权宣言》。1979年11月21日平反。
张坤豪，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19日被杀害，是年二十八岁。罪名是：反对批判刘少奇和其它老革命家。1969年7月6日被勒令检查交代时，却签名写下“我热爱刘少奇主席”，随即隔离审查，批斗毒打，群众专政八个月。其间写有九份“反动”材料。他认为，中国“被个人迷信充塞着”。1979年10月平反。
方运孚，1970年2月被捕，1970年3月6日被害。罪名是：撰联讽刺文革派：“打击一大片，尧舜禹汤皆右倾；保护一小撮，桀纣幽厉最革命”；攻击说“林彪、江青野心很大，整掉大批老干部就是为了他们自己上台”；又为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1968年“一打三反”中，重庆公安局办案人员起初拟将被收捕的方运孚判十五年，报到市公安局军管会，加至二十年，送重庆市革委会审批，改成无期，四川省革委会终审时，进而改成死刑。本来犯人有十天上诉期，可是十天还没到，方运孚就被拉去枪杀了。1980年平反。
毛应星，女，1969年1月23日被捕，1970年4月14日被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狱中书写“反动”笔记，说：“这样的政策最有利于什么人呢？就是有利于一些个人野心家、资产阶级政客，倒霉就是老百姓，而毛主席的江山最后也被这些人所葬送。”“顶峰论是采取资产阶级哗众取宠、奴颜卑膝地宣传捧场，欺骗人民。”又说大搞“忠字化”“分明是唯心论”。毛应星被五花大绑押往刑场时，身材瘦小十分衰弱的她，却镇定自若，目光明亮，从容不迫。1980年11月29日平反。
陈卓然，1970年2月被捕，1970年4月28日被害，是年只二十岁。罪名是：1970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组成“反动标语”六十多条，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这就是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1980年平反。
丁祖晓，女，1969年7月5日深夜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罪名是：1969年3、4月间，寄信和发传单，反对“三忠于四无限”宗教式狂热。她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忠于哪一个人。现在提倡的‘忠’，是搞个人崇拜，是搞奴隶主义。”“这恰如封建社会里的上朝，把毛主席当封建帝王，天天朝拜。”姐姐丁祖霞也支持、参与她的活动。她们呼吁民众“不要甘于做奴隶，起来造忠字的反，革忠字的命！”此事被认为是“穷凶极恶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而列为当地“特一号案件”。临刑前丁祖晓还慷慨陈词，批判个人崇拜、奴隶主义。
李启顺，女，1969年7月被捕，1970年5月8日被害，是年二十四岁。罪名是：刻印二十多份《告革命人民书》，为同学丁祖晓叫好，称她为“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猛烈抨击林彪、江青大搞现代迷信。她十七岁的妹妹李启才也自告奋勇，深夜到县城各主要街道去散发。传单还直接寄给“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为此，她们四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全部被捕入狱。李启顺与丁祖晓同一天被枪毙，丁祖霞则被判刑二十年；李启才判刑十年。1980年8月，她们获得了平反。
忻元华，1967年1月25日被捕，1970年5月30日被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1967年1月，致信毛泽东，称：文革是“党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惨祸”，“祖国的上空笼罩着个人崇拜的阴云”，恳求“您老人家赶快醒悟”，“赶快采取最有效的自我批评的紧急行动”，“解决当前万分严重的局势”。随即以“恶攻罪”被捕。1979年12月平反。
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分别于1970年3月、1970年8月、1969年1月被杀害。罪名是：成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共十三名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将心得编为《学刊》油印小报。批判中共“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坠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还批判说，“现在的形势类似辛亥革命的形势，也有个窃国大盗袁世凯，企图利用文革篡权，此人就是林彪。”1978年8月平反。
官明华，女，1967年1月被捕，1971年3月12日被判处死刑，惨遭杀害，是年三十七岁。罪名是：认为林彪是“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是“野心家、阴谋家”和“披着羊皮的狼”，高呼：“林彪的末日快到了”，“打倒林彪，把林彪拉下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1978年秋平反。
王笃良，1968年6月被捕，1971年8月6日被害。罪名是：认为“刘、邓是代表人民利益的马列主义者，是国家的栋梁，把他们打倒，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害无益”；有人“光抓权力，不抓生产，结果使国家政权和人民生活失调”。在狱中又写道：“林彪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忠、忠、忠，他心里有鬼。”又针对刘少奇被诬陷一事说：“什么叛徒、内奸、工贼，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被诬为“顽固不化的现行反革命”。1980年6月平反。
张志新，女，1969年9月24日被捕，1975年4月4日被处决，是年四十五岁。罪名是：一次次批斗会上责问：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她对林彪宣扬的“顶峰论”非常反感，认为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不好。她又认为派性泛滥、武斗成灾是江青在搞名堂；江青不是“文艺旗手”，而是破坏祖国文化艺术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她指明毛泽东是文革灾难的“总头子”。行刑前，张志新被惨无人道地割断喉管，以防喊“反动”口号。1979年3月平反。
史云峰，1974年12月24日被捕，1976年12月17日判死刑，两日后枪决，是年二十七岁。罪名是：1974年10月26日，史云峰散发标语、传单，反对“四人帮”，为刘少奇等人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刘少奇一案是“千古奇冤”；提出：“全面审查文革中的错误”，“沿中共‘八大’路线前进”，给刘少奇等人“恢复名誉”。临刑前，史云峰嘴塞纱布用缝合线紧紧勒住，以防喊“反动”口号。1980年3月平反。
张锡琨，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1976年底或1977初被枪毙。罪名是：在1957年鸣放整风时贴出《卫道者逻辑大纲》大字报，被打成右派送北京团河农场劳动教养；1969年被遣送到四川继续劳教；最后被以“企图组织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至今未平反。张锡琨为之送命的1957年大字报如下：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诽谤造谣；
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王申酉，1968年1月因卷入“炮打张春桥”及对文革不满被隔离审查，抄家，1977年4月27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证全都出自他的日记、读书笔记、读毛选眉批和给女友的书信里。早在1964年，他就开始批判思想独裁。他写道：“完全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的脑袋。这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在六万万人的、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陆地上以一个同类生物的思想作为神圣的意志来主宰一切。这一成功实在是难以想象的。”此后，他不断批判“三面红旗”、“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极左思想”；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提出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1981年7月平反。
李九莲，女，1969年5月15日被捕，1977年12月24日被处决，是年三十一岁。最初因怀疑文革、怀疑林彪、为刘少奇鸣冤被捕，判刑五年。林彪倒台后，她虽获得释放，但还是定为“现行反革命性质”。1974年3月，李九莲忍无可忍，在公园贴出了《反林彪无罪》等六份大字报，因此又于1974年4月19日深夜被秘密逮捕，并于1975年5月被判刑十五年。1976年12月，李九莲在狱中写下了《我的政治态度》，后还当众念出，犯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死罪。李九莲被枪决后，尸体在荒野暴弃数日，并惨遭侮辱，乳房和阴部被割了下来。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钟海源，女，1974年4月被捕，1978年4月30日被处决，是年三十岁。最初罪名是因声援李九莲，在家里起草了《最最紧急呼吁》等传单，自己刻，自己印，自己散发。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她在监狱里公开说“华国锋不如邓小平”，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李九莲被杀四个月后，钟海源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她听完死刑判决后，毫不犹豫地签了名，然后把笔一甩，昂首离去。行刑时枪击未死之前活剖取肾。1980年在胡耀邦支持下平反。
…………
十三
这些惨遭处决的文革义士，越去追查便会发现越多，简直多不胜举，真是令人毛骨悚然，悲痛欲绝！这些华夏英烈，为了思想毅然决然面对红色恐怖面对残酷死亡，成了沉沦神州的血祭者。他们值得华夏子孙永久铭记。其中，刘文辉又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他，在已知的文革被害英烈中，是最早公开批驳《十六条》这个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纲领。在1966年，还没有一个人这么早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站在世界发展的大视角上，敢于把毛泽东放在批判声讨的对立面，一针见血地剖析文革的反动性，预见它将给中华民族带来旷古未有的深重灾难；
他，最早警告中国民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浩劫和全民大迫害运动”，并号召全国全党全军起来抵制文革。无论对文革的性质分析，还是反抗烈度，刘文辉都是走在最前面的第一人；
他，1966年11月底被捕，1967年3月23日遇难，是文革政治犯中最早的被处决者，甚至比林昭烈士还早一年多。
他，即使在张志新、遇罗克、林昭等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均获平反的时候，独独不获平反。后经亲属反复上诉，一直拖到1982年，才宣布无罪平反。最初法院驳回的“理据”是：“刘文辉是真正的反革命，不仅反文革，而且反对毛主席，反对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实，这个“理据”是不值一驳的。一个真正的反文革英烈，必定反毛也必须反毛。因为文革乃毛一手发动，反文革不反毛，看不清识不破这一点，认识层次就不可能太高。刘文辉最早遇害最晚平反，可证明其“反”之深之烈。死刑判决书、遗书俱在，可证可鉴。
的确，从目前见到的材料看，无论从时间、性质、内容，或反抗程度上，刘文辉是中国全国第一个公开反文革反毛泽东的义勇之士，也是血祭文革第一人。
一位文革研究者说，在大雾弥夜的文革初期，一个学历仅初二而只靠自学成才的青年，能够众醉独醒，公开反毛，血荐轩辕，且自成体系，令他拍案惊奇，钦佩之至！我所熟识的上海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在得知刘文辉事迹后，也产生了同样的惊疑：其叛逆思想从何而生？提供深入思考的思想资源从何获得？虽然毛泽东的“反右阳谋”使他睁开迷眼，“反右幸尝智慧果”，开始反思各种时政，但从宏观上检视毛权威与史无前例的文革，对那一整代青年来说，实属几无可能的历史局限！
刘文忠的这位辉哥，领先时代至少三十年！许多文革研究者都有此共识。
然而，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刘文辉至今尚在绝大多数中国民众视野之外。我虽然很早就知道“刘文辉”这个名字，但如果没有看到刘文忠给我的资料，便不可能达到今天的认识。这又是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一书中绝对不应该遗漏的人。对着他先知先觉、大义凛然的光辉形象，我惭愧万分!
十四
在这篇称之为报告文学的拙文最后定稿之际，我将再次到中国重庆考察。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这次造访，与我于2004年9月的上次，竟已经相隔七年了。
我上次到重庆，也去了一个特殊的墓园凭吊。这是一个红卫兵墓园，在重庆市沙坪公园西南角，石墙围着，曾长久与世隔绝。
四十多年前的文革期间，山城重庆“武斗”惨烈，规模为整个中国同期之最。在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见于官方记载的就有三十一次，其中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现代军械兵器进行的，计二十四次。武斗中死亡者的尸体当时就分散掩埋于重庆市区约二十四处地方，沙坪公园内的墓园是其中主要的一处，于1967年6月到1969年1月期间造墓立碑。根据沙坪公园管理处的资料，墓园里有一百一十三座墓碑，共掩埋有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四百零四人死于文革中的武斗，他们只是当时重庆武斗死亡人员的一小部分，大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间被打死的中学红卫兵和重庆厂矿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造反派。研究者根据碑文资料还考证出，墓园中的死者，工人约占到百分之五十八点九，学生约百分之四十；年龄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六十岁，其中二十六岁以上者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公墓座落于一片小树林里，西高东低，依山傍水，占地约三千平方米。正门右侧石墙外，红漆写着四个大字：“文革墓群”。有一条中央小道勉强做中轴，通往深处，左右两侧的墓碑皆疏密无序，布局杂乱。据知情人回忆，最初就是乱埋，各个单位就近找地方，先来先埋，先左后右，逐步往后移。大多是合葬墓，最大的墓埋了三十七人，分三层掩埋，层与层之间用预制板分隔。坟墓碑型各异，有的碑顶嵌有派别名号的火炬。有几个墓碑，高出了石墙。墓碑上当然刻有死者姓名、简短生平、什么时候在哪里“牺牲”等，但让人最为感触甚至触目惊心的是，为了突现死者的“英雄气概永不灭”，墓碑上都刻有当时流行的最红最革命而现在简直不可思议的豪言壮语，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等。当时坟墓都用质量很好的建筑材料筑面，但如今大多风化，有的上面的文字都已剥落或模糊。虽然近来有死者亲属用人造大理石重新整修了一些墓地，但整个墓园，是一片凋零、幽深、凄凉景象，让人不寒而栗……
那天，我坐在墓地路旁一块石头上，良久不动，堕入深深的沉思中。当年参与者见证者的各种旧闻，包括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各种景象，一一在脑海中反复重现。现在写到这里，我且借引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足可重现当年重庆武斗的可怕景象的回忆：
……1967年8月1日清晨，全副武装的“反到底”派向建设厂和建设工业学校修筑的工事发起进攻，四联装高射机枪和舰用机枪数十台，一齐向“八一五”派的大楼开火，并用炸药炸开楼房工事。红色大楼顿时火光冲天，喊杀声不绝于耳。附近同派的重庆机械制造学校的“机校兵团”也参与了防守。
双方战斗极为惨烈，枪炮声整夜不停，震耳欲聋。
8月3日清晨，“八一五”派全线溃退，带走尸体十数人，在“反到底”派追击中，有些来不及带走的就丢下随着就腐烂在水田里……
8月5日，大都是重庆大学组织来的“八一五”派学生，为了争夺建设厂夺取武器，不惜一切代价向建设厂清水池制高点发起攻击。“反到底”派人抬肩扛，将两台14.5毫米的4条枪管的重武器推到半山腰上，猛烈轰击大批手持各种火枪武器冲锋围攻上来的“八一五”派，一时死伤者漫山遍野。
重庆八月的大热天，尸体很快高度腐烂，白骨森森，惨不忍睹。此一役，“八一五”派丧生一百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被安葬在公墓里，有的人至今无人知晓姓名……
什么“八一五”，什么“反到底”，还有其它什么什么派，当年都各自视为多么神圣多么伟大的名号啊！但如今，却连一点点的价值都没有。也许，他们的死亡也有一点意义：他们也是文革的血祭者，是可悲可叹的另类血祭者；他们的死亡指向一种令人震惊令人发指的荒诞：势不两立的派别，竟然是为了他们同一个所谓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互相残忍地斗杀！上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场，只是在重庆一个地方。当年，在整个神州大地，在许多城镇，一旦武斗起来，其气氛极为恐怖：武斗者拿着武器横冲直撞，高低楼房碉堡工事林立，大街上战车呼啸而过，大桥、机关要地架着轻重机枪……红了眼、丧失了人性的杀人者互相对准的是同学、同事、工友、邻居，是同胞甚至是自己的亲人。所有杀人者和被杀者都认定自己在捍卫无限神圣的所谓“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因此上刀山下火海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时中国全国人口八亿，几乎全部八亿之多的民众居然就这样被愚弄被牺牲！人世间最可悲也最不可理喻的事莫过如此！
十五
如今我要再次造访的重庆，更让世人惊奇的是，它又是已在神州大地广泛开展的“唱红”运动的发源地。
所谓“唱红”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唱“红歌”。我问刘文忠先生，今天中国各地最流行的是哪些“红歌”？他给我举了一些，包括：《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爱北京天安门》、《党啊，亲爱的妈妈》、《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红旗飘飘》、《延安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爱祖国的蓝天》、《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这些“红歌”，有一些是近年来创作的“主旋律”，而大多数是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文革时代最为流行的革命歌曲。刘先生说，当年他在监狱与劳改农场，大多是在集体政治训教和公判、加刑大会这些场合上被迫收听这些“红歌”，当然非常反感，但服刑者不能有丝毫不乐意言行，否则会严加惩罚……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哟，
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是最红的“红歌”了，还曾经一度事实上取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来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位置。当年，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大办“人民公社”，盲目“大跃进”，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哀鸿遍野；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反“右派”，掀起文化大革命，一个个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无数人无辜被害，冤假错案遍布神州；正是在“东方红”的颂歌声中，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淫威之下，万马齐黯，国家命运濒临绝境……“红歌”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这个时代，从国内战争年代一直延续到文革后期，它所宣扬的文化都是“极左”，从吹捧、神化领袖到宣扬仇恨、斗争，不一而足。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所说，这样一些“红歌”就是浸透着专制毒汁的“恶之花”。
现在，不是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吗？！文革结束后，不是已经批判过个人崇拜了吗？不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什么“大救星”吗？文革后在“拨乱反正”中这些问题不是都已解决了吗？把毛从神坛上拉下来，当时不是已有共识、不是已深入人心了吗？看来，就像鲁迅先生多次深刻地指出过的那样，中国的最大悲剧之一，是对黑暗和错误的清除不彻底而不断反复——当时的“拨乱反正”实在太不彻底太有问题了。
三年前，中国大陆许多人最初听到重庆的唱红歌、讲革命故事、发红色短信的活动时，觉得像是一个笑料，只是一笑置之。而现在，大江南北红潮滚涌，唱红歌、跳红舞、播红剧、贴大红标语、做巨幅党旗、万名党员宣誓……等等，煞有介事，争表忠心。闹剧要变成另一幕正剧吗？文革的幽灵重又在神州大地徘徊吗？是时空错乱吗？
这些年，中国大陆在三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后面，也出现一系列严重问题：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也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在社会矛盾不断恶化，原来马列意识形态又已不灵的情况下，有人寄望于“唱红”办法，企盼这股浪潮能给予他们新的力量，可以安抚大众情绪，在党内能结成联盟，得以最大程度地延续其权力。但是，对整个国家来说，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来说，“唱红”运动能化解社会矛盾吗？它将会导致的恶果谁能承担？又如何承担？
……思绪驰骤间，我不禁联想到两年前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的凭吊。那里，即使是墓地，也是那样宁静、祥和、高雅。
我还想到，七年前我在重庆红卫兵墓园的凭吊。在那里，我和冤魂相会。他们悔恨交集，拖着屈辱厌倦的脚步，纷纭杂沓，在我面前无声滑过。今天，如果再度见面，他们脸上一定还带着惊讶不解的表情——他们怎么能料想得到，墓地外面，如今“红歌会”的招牌到处悬挂，人们每天聚合，高唱所谓红色歌曲。歌声飞越时空，甚至让阴间也不得安宁。而这些“红歌”的高歌者，是否会在某场梦魇之后，突然想起，有人是唱着“红歌”去赴死的，就是四十四年前墓地里的那些死者？！
当年，沉沦神州的无数血祭者，你们以生命作为代价，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们的同胞多少有点醒悟吗？！
也真难说。流光逝水，几十年过去，真是弹指一挥间！而竟然，就在这么短暂的一个历史期间里，在今天中国，大多数青年人，不要说对刘文辉、陆洪恩等等文革血祭者，对这些大义凛然、先知先觉的民族英烈，已经浑然无知了，就是对这个长达十年、史无前例的中华民族大劫难，竟然也在总体认识上非常模糊甚至混乱。这是何等可悲可叹而且可怕啊。
那么，荒诞真的需要再一次重演吗？！
真让我非常困惑……
（2011年8月18日于澳洲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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