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尊重事实，重写党史－－中共襁褓时期的一些情况》，作者，丁弘
今年庆祝建党89周年，其实党已经90岁了。一般人家不会有意给一个人减少一岁，但政治舞台复杂，怪事多。
党究竟是在1921年，还是在1920年诞生的？这个问题当然是首先要明确的。现在苏联档案解密了，苏共通过共产国际培养的这个党，他早期的情况已经真相大白。（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力量把这个浩大的档案翻译过来了，1997年开始出版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从档案1920--1925卷中（第一集31页），我们可以看到维经斯基在1920年8月12日从上海写回去的汇报，开始即说：“我在这儿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中共革命局（和朝鲜局并列），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3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当时已明确5位领导核心，书记为陈独秀，出版部长为汪原放，宣传部长李达，组织部长张国焘，维经斯基是国际的当然代表。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李达说：“这儿实际上已经是全国包括国外中国共产组织的一个核心。”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新青年》成为党刊。还办了党刊《共产党》，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这一年，在上海渔阳里办了党校，对外名为“外国语学校”。
总之，1920年在渔阳里已完成了建党的五大任务，各项工作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已集中了很多人。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刘少奇等都在党校学习，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党校还送了一批又一批的同志到苏联去学习。可惜，毛泽东没有到达这里，所以这一段历史就常被抹杀和掩盖。
对这段历史，当事人有许多回忆材料。最可靠的材料，是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保存的一份写于1921年初的材料。其中写道：“中共是去年成立的，领导人是享有威信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同志。”
施复亮（施存统）的回忆：“1920年6月间，筹备成立了共产党。起草党纲十多条，我抄了一份送日本。”
张太雷在1921年写给国际的报告中说：“中国最初的中共支部，是1920年5月组织成立的。”整个中共就是国际的一个支部。
次年，1921年7月，党召开“一大”，代表为13人，共产国际的代表2人。这次会议的特点有：一、大会是在7月23日开始的，所谓“七一”是因为战时无法核实，毛泽东钦定的时间；二、 会议刚开始集中，有租界的巡捕闯进来，国际的代表马林通知大家立即转移，在这儿没有再开下去；三、代表们到渔阳里那儿讨论如何进行下去，周佛海（后来变成 汉奸）建议去杭州西湖；李达还是决定去嘉兴南湖，认为那儿比较安静。他的夫人王会悟的娘家在那儿，有方便。王会悟在上海也负责安排一大的会务工作。名为会 晤，谐音是巧合。四、重要的是毛泽东出席“一大”。这不仅后来赋予了一大伟大意义，还使一大会址成为革命圣地了。实际上是1920年建党之后，党安排了一大，并不是召开了一大才建了党。虽然一大也很重要，但作为建党的标志是勉强的。主要的建党人，陈独秀、李大钊和专门从苏联来建党的维经斯基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可见当时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建党的会议，因为建党的工作一年前早就做好了。
维经斯基是联共中央派来的，他走了以后，经费一度中断，活动不得不停止。马林是共产国际又派来的，召开中共一大是他的伟大业绩。在一天的会上，他讲了两个多小时，是代表国际居高临下作指示。不久批评：“你们花了这么多钱，工作成绩太差！”周佛海在他的《寒风集》中说：“陈独秀是个硬汉子，他为此拒绝和马林见面。陈独秀说‘我们花得并不多，大量是你们任意挥霍了’，要求马林认错，否则拒不见面。”--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建国后李达作为武汉大学校长，犯了所谓三大错误：一、他透露了毛泽东到达一大时还不是党员，还是个CY（团员）；我说“既然来了，就参加吧。回去以后再参加CP（中共）”。二、他说在政治上要拥护毛主席，但在思想理论上可以和他讨论；三、大跃进启动时，他对毛说：“头脑不可发热。你发热，中国人民可要受难了。”“文革”中武汉掀起批判、斗争李达的狂潮，最终停医、停药而逝。
今天，在“一大”会址可以看到与会人员的蜡像，只有毛泽东站在那里作宣讲状，大家恭听。
毛的时代为27年，不断营造个人崇拜，已居君位。今天“一大”会址的形象就是造神的重要标志。
文革前夕，党曾决定在渔阳里陈独秀等建党之地建纪念馆，后突然停止，至今还是近百年前的旧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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